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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啊！”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干点什么，却没什么可干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交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越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他不再感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慰。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
在这烦闷的日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床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为文光、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迎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情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
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
“是爷爷赚来的？”
“是的，是爷爷赚来的。但是一个人用不完，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
“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咪咪反问道。她从小苦惯了，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
端丽说不出话了，怔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
“好的！”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咪咪一眼，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一笔一划都贯注下去，十二分地兴趣和认真。她从来就是这样，干每件事都很认真，很仔细，很有兴味。她喜欢做事情，无论端丽让她干什么，她都欢天喜地，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有一次，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队伍很长，太阳很辣，两小时之后，端丽才去换她。她汗流满面，却兴致勃勃。看到妈妈高兴地说：“只有九十八个人了。”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接近目的地了。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获得果实。这十年的艰苦岁月，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要想完完全全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情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象是安慰，又好象是悲哀，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
在杭州的三天，还是愉快的，跟着旅游车，凡事不用操心，可以尽兴地玩乐。三天之后，旅游车返回上海，车上那几对新婚夫妇，随之感叹：
“好了，再会了，杭州。明天又要上班了，唉！”他们叹着气，但那表情却并不悲哀。端丽不由地羡慕起他们来。他们回去了还有事干，尽管也许是极苦极脏极费力的事。自己确不用辛苦，没有什么事等着她，她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然而，干什么呢？她沉默地望着越来越远的西湖，心里空落落的。
“是呀，明天要上班了。”文耀也说“你看，还是你惬意。”
端丽愠怒地看了他一眼，她以为他是在嘲笑她，气她。过后又觉得自己可笑，神经过敏。然而一想，自己难道已经无聊得有点神经质了吗？不觉又害怕起来，极力使自己愉快。她试图轻松起来：
“过年，我们到宁波去玩吧！”
“对了！宁波的小镇很有风味，还可以从普陀山绕道去烧柱香。”文耀对游玩的路线总是十分明确。
前后左右几个小青年把脑袋靠拢过来听着：
“普陀山是佛教圣地，据说现在又修复了，每日里，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
一个新郎官说：“我们也去。”
他的小爱人，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白了他一眼：“啥地方来这么多钞票？”
“加几个班，不缺勤，年终奖金肯定够去一次。”
新上任的小主妇认真地核算了一下，点头批准了：“这倒是够了。”
端丽又悲凉起来，她老是羡慕人家，使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
到家了，一进门，阿姨就告诉她，工场间梁阿姨来过了，讨她的回话，请她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星期决定了。
“阿姨，去烧洗澡水吧！”文耀吩咐，转头对妻子说“退了吧，爽气点。”
“退了，”端丽怔怔地看着丈夫“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就没有，不就几十块钱吗？”
“这倒不光是为了钱。”端丽说。
“不为钱是为什么？”文耀脱外套，换拖鞋。
“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文耀笑了起来：“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
“这倒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彻底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是过去了。”端丽同意，可是她却想，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难道，我们这些大人，还不如咪咪吗？
“你不要心有余悸了。”
“先生，水开了，浴缸也擦了。”阿姨说。
“好，好，”文耀答应着“哎，阿姨，你去工场间，讲一声”
“不！”端丽叫了一声。
“怎么？你还要去工作？有福不享。”
“你不要管我。”端丽心烦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主意也太大了，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过去我倒蛮想听听你的主意的，可你有过什么主意吗？”
文耀真的恼了：“好了，不要吵了。阿姨你去讲，欧阳端丽明天就去上班。”
“阿姨，我自己去讲。”端丽说。心里却有一点发虚，真要她明天就去上班，她能去吗？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惨白的日光灯，绕不完的线圈，粗俗的谈吐，轻薄的玩笑，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她软弱地又说了一声：“明天我自己去讲。”
晚上，她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前的小花园里，望着天上幽远的星星出神。秋夜的天空又高远又宁静，给人一种空明的心境。
“嫂嫂。”有人叫她。
“哦，是文光，吓了我一跳，还没睡？”
“已经躺下了，可脑子里忽然升上一个念头，就再也睡不着了。”文光靠着落地窗，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
“是来了灵感？”
“也许。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
星星在很高很远的天上一闪一闪，端丽忽然想哭，她好久没哭了，生活里尽是好事，高兴的事，用不着眼泪。
“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
眼泪沿着细巧的鼻梁流入嘴中，咸而且苦涩。她好久没尝过这滋味了，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
“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甜酸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你说的总是很好，可实际上做起来却多么难呵！”端丽在心里说。
端丽的头发湿了，天，开始下露水。夜，深了。丁香花香更加浓郁，客厅里的大钟“当当当”地打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雾、蓓蕾的绽开，或者凋谢。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
end
当啊！”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干点什么，却没什么可干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交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越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他不再感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慰。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
在这烦闷的日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床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为文光、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迎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情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
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
“是爷爷赚来的？”
“是的，是爷爷赚来的。但是一个人用不完，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
“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咪咪反问道。她从小苦惯了，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
端丽说不出话了，怔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
“好的！”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咪咪一眼，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一笔一划都贯注下去，十二分地兴趣和认真。她从来就是这样，干每件事都很认真，很仔细，很有兴味。她喜欢做事情，无论端丽让她干什么，她都欢天喜地，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有一次，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队伍很长，太阳很辣，两小时之后，端丽才去换她。她汗流满面，却兴致勃勃。看到妈妈高兴地说：“只有九十八个人了。”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接近目的地了。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获得果实。这十年的艰苦岁月，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要想完完全全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情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象是安慰，又好象是悲哀，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
在杭州的三天，还是愉快的，跟着旅游车，凡事不用操心，可以尽兴地玩乐。三天之后，旅游车返回上海，车上那几对新婚夫妇，随之感叹：
“好了，再会了，杭州。明天又要上班了，唉！”他们叹着气，但那表情却并不悲哀。端丽不由地羡慕起他们来。他们回去了还有事干，尽管也许是极苦极脏极费力的事。自己确不用辛苦，没有什么事等着她，她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然而，干什么呢？她沉默地望着越来越远的西湖，心里空落落的。
“是呀，明天要上班了。”文耀也说“你看，还是你惬意。”
端丽愠怒地看了他一眼，她以为他是在嘲笑她，气她。过后又觉得自己可笑，神经过敏。然而一想，自己难道已经无聊得有点神经质了吗？不觉又害怕起来，极力使自己愉快。她试图轻松起来：
“过年，我们到宁波去玩吧！”
“对了！宁波的小镇很有风味，还可以从普陀山绕道去烧柱香。”文耀对游玩的路线总是十分明确。
前后左右几个小青年把脑袋靠拢过来听着：
“普陀山是佛教圣地，据说现在又修复了，每日里，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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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爱人，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白了他一眼：“啥地方来这么多钞票？”
“加几个班，不缺勤，年终奖金肯定够去一次。”
新上任的小主妇认真地核算了一下，点头批准了：“这倒是够了。”
端丽又悲凉起来，她老是羡慕人家，使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
到家了，一进门，阿姨就告诉她，工场间梁阿姨来过了，讨她的回话，请她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星期决定了。
“阿姨，去烧洗澡水吧！”文耀吩咐，转头对妻子说“退了吧，爽气点。”
“退了，”端丽怔怔地看着丈夫“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就没有，不就几十块钱吗？”
“这倒不光是为了钱。”端丽说。
“不为钱是为什么？”文耀脱外套，换拖鞋。
“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文耀笑了起来：“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
“这倒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彻底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是过去了。”端丽同意，可是她却想，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难道，我们这些大人，还不如咪咪吗？
“你不要心有余悸了。”
“先生，水开了，浴缸也擦了。”阿姨说。
“好，好，”文耀答应着“哎，阿姨，你去工场间，讲一声”
“不！”端丽叫了一声。
“怎么？你还要去工作？有福不享。”
“你不要管我。”端丽心烦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主意也太大了，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过去我倒蛮想听听你的主意的，可你有过什么主意吗？”
文耀真的恼了：“好了，不要吵了。阿姨你去讲，欧阳端丽明天就去上班。”
“阿姨，我自己去讲。”端丽说。心里却有一点发虚，真要她明天就去上班，她能去吗？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惨白的日光灯，绕不完的线圈，粗俗的谈吐，轻薄的玩笑，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她软弱地又说了一声：“明天我自己去讲。”
晚上，她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前的小花园里，望着天上幽远的星星出神。秋夜的天空又高远又宁静，给人一种空明的心境。
“嫂嫂。”有人叫她。
“哦，是文光，吓了我一跳，还没睡？”
“已经躺下了，可脑子里忽然升上一个念头，就再也睡不着了。”文光靠着落地窗，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
“是来了灵感？”
“也许。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
星星在很高很远的天上一闪一闪，端丽忽然想哭，她好久没哭了，生活里尽是好事，高兴的事，用不着眼泪。
“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
眼泪沿着细巧的鼻梁流入嘴中，咸而且苦涩。她好久没尝过这滋味了，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
“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甜酸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你说的总是很好，可实际上做起来却多么难呵！”端丽在心里说。
端丽的头发湿了，天，开始下露水。夜，深了。丁香花香更加浓郁，客厅里的大钟“当当当”地打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雾、蓓蕾的绽开，或者凋谢。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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