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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谨慎起见，十三阿哥没让那些人去研究儿童三轮车，而是先去弄那个婴儿车，其实这个东西本来也不复杂，只是差在没有人提出想法，经过十三阿哥的“启发”，这些人最后做出来的婴儿车，可是要多精美有多精美，甚至有些云锦没想到的小地方，他们也注意到了。
只是在元寿进宫前，十三阿哥那边做出来的婴儿车却已经送出去了好几个了，宗室家中凡有新生儿的，基本上都有了，十三阿哥自己的嫡福晋兆佳氏在去年十二月生下的儿子三阿哥弘暾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就得了一个，而五阿哥今年九月由其庶福晋钱佳氏生下的七阿哥弘瞳那儿，十三阿哥也让人送去了，就连宫里他也送去了一个，今年正月里，康熙可是新添了二十一阿哥胤禧呢。
这种婴儿车不只是精美，而且还实用，得了的人自然都不会摆那儿浪费，都用它推着自己的孩子出外溜达，新鲜事物自然也容易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一打听原来是从十三阿哥那儿弄来的，所有家里有孩子的、能跟皇子们说上话的人，都开始找上门去。十三阿哥大大的赚了一笔不说，也为元寿的进宫扫平了障碍，这样他再坐着小车就不会引人注目了。
只是康熙想在元寿入宫之前，先把一些烦心事处理一下，于是就开始对党附太子的那些人进行处分，他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于畅春园大西门内的前厅，亲自讯问那些人：“尔等谓朕年高，邀结党羽，肆行无忌”，“其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又因为太子党羽中的尚书耿额，是索额图的人，一贯“谓媚索额图”，本应将其在索额图案内处死，特宥之后，反而负恩造谋结党，“索额图之党竟不断绝，俱欲为索额图报复”，“伊等所行，皆由于耿额”，康熙这里所说的耿额，就是造谋结党以附太子的主使之人，康熙命令将这些人锁拿，监禁宗人府，严加审讯，最后康熙下旨：“耿额居心暗昧，临事苛刻”，“此辈之党，早应族诛，以昭国法”，判耿额、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即九门提督，犹京师卫戌司令)犯有受贿罪，全部绞刑，鄂缮被夺官幽禁，迓图则是入辛者库，去守安亲王墓了。
康熙这次虽没有对太子做什么实质的处罚，但却重创了他自复立之后聚集起来的人脉，让他不只是现在的实力大减，也使得以后也不会有人再敢投到他的门下了。太子经过此事，又遭到了康熙严厉的训斥，很是偃旗息鼓安守本分了一段时间。
太子这边是暂时消停了，可是其他的事儿又出来了，因此元寿进宫的时间也是一拖再拖，不过云锦觉得这样也好，等他再大一些，抵抗力也会更强些，这样自己虽然不能和他一起进宫，但多少也能放心些。不过等云锦知道拖延元寿进宫时间的事情之后，她的心里也是有些不舒服。
影响元寿进宫时间的首先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发了。
在康熙五十年的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赵申乔的弹劾，是依据了一本文集――《南山集》。这《南山集》，并不象赵申乔所说是戴名世自己私刻的，而是他的弟子尤云鹗把他抄录的戴名世所写的百余篇古文刊刻行世，因为戴名世居住在南山冈，所以将此书命名为《南山集偶抄》，也就是著名的《南山集》。而赵申乔所说的“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一语，也很有些问题。
戴名世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以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的翰林院编修，而殿试上的状元赵熊诏就是赵申乔之子。因为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赵熊诏却是才名不显，所以有不少人传言他是因为贿赂才成为状元的，赵申乔此次弹劾，也有人传是他要先发制人，罗织罪名置戴名世于死地，以断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议论之口云云。
至于说这个赵申乔到底是不是这个心思，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在谈论之时并不能肯定，也不想去追究，因为这个时候，起因已经不是主要的了。现在四阿哥与十三阿哥担心的是，此事牵涉过众，已经株连到数百人之多，震动了儒林。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韩尚书、侍郎赵士麟、淮yīn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俱都被牵连其中了。
康熙之所以会龙颜大怒，是因为《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一篇中，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相提并论。
其实这《与余生书》，就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一封信。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南明桂王朱由榔，就是后世所称的永历皇帝），这才知道犁支原来是南明桂王宫中的太监，在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削发为僧，皈依了佛教。也就是说，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的事情应当是比较可靠的。戴名世得知这个消息后，忙赶过去，可惜犁支已经离去了。
戴名世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上心，是因为他很以自己在史学方面的才能而自负，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尚无人能写明史，所以他就想仿效《史记》的形式，写出一本明史，并因此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这次没能和犁支见面，让他很是遗憾，于是就嘱咐余湛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戴名世把余湛写的东西与方孝标所著的《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就写信给余湛，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封信就是《与余生书》了。
戴名世既然问的是明史中事儿，信中提到南明的年号也就不应该是什么大事了，本来是不至于让康熙发这么大火的，只是这个案子发的时候不好，现在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 -->>
为了谨慎起见，十三阿哥没让那些人去研究儿童三轮车，而是先去弄那个婴儿车，其实这个东西本来也不复杂，只是差在没有人提出想法，经过十三阿哥的“启发”，这些人最后做出来的婴儿车，可是要多精美有多精美，甚至有些云锦没想到的小地方，他们也注意到了。
只是在元寿进宫前，十三阿哥那边做出来的婴儿车却已经送出去了好几个了，宗室家中凡有新生儿的，基本上都有了，十三阿哥自己的嫡福晋兆佳氏在去年十二月生下的儿子三阿哥弘暾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就得了一个，而五阿哥今年九月由其庶福晋钱佳氏生下的七阿哥弘瞳那儿，十三阿哥也让人送去了，就连宫里他也送去了一个，今年正月里，康熙可是新添了二十一阿哥胤禧呢。
这种婴儿车不只是精美，而且还实用，得了的人自然都不会摆那儿浪费，都用它推着自己的孩子出外溜达，新鲜事物自然也容易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一打听原来是从十三阿哥那儿弄来的，所有家里有孩子的、能跟皇子们说上话的人，都开始找上门去。十三阿哥大大的赚了一笔不说，也为元寿的进宫扫平了障碍，这样他再坐着小车就不会引人注目了。
只是康熙想在元寿入宫之前，先把一些烦心事处理一下，于是就开始对党附太子的那些人进行处分，他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于畅春园大西门内的前厅，亲自讯问那些人：“尔等谓朕年高，邀结党羽，肆行无忌”，“其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又因为太子党羽中的尚书耿额，是索额图的人，一贯“谓媚索额图”，本应将其在索额图案内处死，特宥之后，反而负恩造谋结党，“索额图之党竟不断绝，俱欲为索额图报复”，“伊等所行，皆由于耿额”，康熙这里所说的耿额，就是造谋结党以附太子的主使之人，康熙命令将这些人锁拿，监禁宗人府，严加审讯，最后康熙下旨：“耿额居心暗昧，临事苛刻”，“此辈之党，早应族诛，以昭国法”，判耿额、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即九门提督，犹京师卫戌司令)犯有受贿罪，全部绞刑，鄂缮被夺官幽禁，迓图则是入辛者库，去守安亲王墓了。
康熙这次虽没有对太子做什么实质的处罚，但却重创了他自复立之后聚集起来的人脉，让他不只是现在的实力大减，也使得以后也不会有人再敢投到他的门下了。太子经过此事，又遭到了康熙严厉的训斥，很是偃旗息鼓安守本分了一段时间。
太子这边是暂时消停了，可是其他的事儿又出来了，因此元寿进宫的时间也是一拖再拖，不过云锦觉得这样也好，等他再大一些，抵抗力也会更强些，这样自己虽然不能和他一起进宫，但多少也能放心些。不过等云锦知道拖延元寿进宫时间的事情之后，她的心里也是有些不舒服。
影响元寿进宫时间的首先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发了。
在康熙五十年的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赵申乔的弹劾，是依据了一本文集――《南山集》。这《南山集》，并不象赵申乔所说是戴名世自己私刻的，而是他的弟子尤云鹗把他抄录的戴名世所写的百余篇古文刊刻行世，因为戴名世居住在南山冈，所以将此书命名为《南山集偶抄》，也就是著名的《南山集》。而赵申乔所说的“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一语，也很有些问题。
戴名世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以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的翰林院编修，而殿试上的状元赵熊诏就是赵申乔之子。因为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赵熊诏却是才名不显，所以有不少人传言他是因为贿赂才成为状元的，赵申乔此次弹劾，也有人传是他要先发制人，罗织罪名置戴名世于死地，以断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议论之口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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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之所以会龙颜大怒，是因为《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一篇中，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相提并论。
其实这《与余生书》，就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一封信。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南明桂王朱由榔，就是后世所称的永历皇帝），这才知道犁支原来是南明桂王宫中的太监，在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削发为僧，皈依了佛教。也就是说，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的事情应当是比较可靠的。戴名世得知这个消息后，忙赶过去，可惜犁支已经离去了。
戴名世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上心，是因为他很以自己在史学方面的才能而自负，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尚无人能写明史，所以他就想仿效《史记》的形式，写出一本明史，并因此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这次没能和犁支见面，让他很是遗憾，于是就嘱咐余湛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戴名世把余湛写的东西与方孝标所著的《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就写信给余湛，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封信就是《与余生书》了。
戴名世既然问的是明史中事儿，信中提到南明的年号也就不应该是什么大事了，本来是不至于让康熙发这么大火的，只是这个案子发的时候不好，现在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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