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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说》一书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多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死的危险。
这句话，将资本逐利的本质给揭示了个清楚。
虽然血腥，但是就算是朱雄英也不会去反驳资本逐利是错误的。
毕竟就像是这位大人说的那样，很多世家的崛起，不过事抓住了时代的风口，在特殊时代站到了正确的队伍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才在整个华夏大地有了自己一大家族人立足的根本。
但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在站在最高顶峰，享受到至高无上的名利之后，为了能让自己真正的成为所谓的流芳百世，自然是想着要争取更多的民心。
这就像是那个有名的人性的选择题一样：
一个小孩在废弃的铁轨上玩，一群小孩在正常行驶的铁轨上玩，这时，远处开来一辆火车，如果你是火车司机你会怎样选择？
1：驶向废弃轨道，牺牲一位小孩，换来一群小孩的生命？
2：还是驶向正常轨道，让一群小孩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呢？
或许有人会说，自然是选择2，毕竟，在这件事上，你不能要求无辜的人为自己的错误买账。
可这要是上升到国家层面，那只能是选择1，因为，只有这样，造成的后果才是最小的，也就后世刑法学上强调的紧急避险。
刑法学上，对于紧急避险的解释是为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是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侵害，不得已损害另一个较小或者是相等的法益的行为。
这句话乍一看有点绕口，的其实简单来说，紧急避险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正在发生和进行的危险的时候，采取适当的方式，用比较少的损害避免更多的损害。
一句话概括，也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就像是士族与百姓双方一样，世家大族想要不断地积攒财富，囤积良田土地，在有限的资源之下，自然要占有普通百姓的资源空间。
世家越来越强大，能够占据普通百姓的资源的能力就越大，恶性循环之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普通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世家的佃户。
渐渐地，世家那些人也就不再需要劳作，每年这些佃户们付出的佃租已经能够让他们活的有滋有味。
要是没有特殊的机会，底层人终究就只能是底层人，而那些生下来就站在终点的人，却什么也不需要做，就可以享受资源的倾斜。
可能世家并没有错，但那些平民百姓岂不是更加无辜？
在列车问题之中，紧急避险的理论中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其中，争议的焦点就在于生命究竟能不能衡量价值。
如果每个生命都是同样价值，那么一群人的生命的价值就大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因此就可以牺牲个人来维护更多人。
如果从伦理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生命本身并不可以进行比较和量化，把生命作为手段就是违法的。
然而，如果我们的社会完全不允许牺牲个人利益，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眼睁睁看着很多人死亡也坚决不牺牲一个人，其实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紧急避险也会允许牺牲个人生命，但是这种牺牲会有严格的条件。
一样的，为了绝大部分人的幸福，只能是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
深呼口气，朱雄英微微抬头，直视着吏部尚书的双眼，一字一句地反问道：
“不知大人在朝堂这么多年，有没有觉得我大明赋税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
在朱雄英看来，古代朝代的赋税制度实在是太不可思议。
不可否认，华夏大地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农业税在古代官府税收里占据关键地位自然是无可厚非，而农业两字也是贯彻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在原始社会，当时的土地更像是近代史中人民公社性质，土地为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在公社土地上集体劳动，其产品基本是平均分配，没有私有制存在，也就是没有所谓的赋税。
到了部落联盟阶段，小部落就必须要向强大的部落缴纳一定的贡赋，于是就出现了最初的剥削了。
夏商周时期，国家机构建立，剥削制度也正式形成，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控制了全国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
贵族居住在城市或者采邑，不从事农业生产，只负责以武力统治一方，“执干戈以卫社稷”，这些贵族被称为“国人”。
而村社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被视为“野人”。
夏商周的税收基本为“十一税”。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兴起，为单家单户耕种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井田制也开始走向了瓦解，公田荒废，私田增加。
各诸侯国为了保障税收，于是宣布无论公田还是私田，都要按亩征收，也就是开始征收土地税。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彻底废除了井田制，土地私有制正式确立起来，为了能够增加国家的赋税，商鞅强制拆散秦国境内的氏族，使其分散为一个个的小家庭，如此小农经济就出现了。
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就达到了的巅峰，出现了豪强地主，他们垄断地方的大权，逐渐演变为了门阀士族，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了奴婢、佃农等，失去了人身自由。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达到了巅峰。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甚至操控朝政，跃居皇权之上。
北魏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国家就将土地按照相对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这就是所谓的“均田制”，这些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够... -->>
《资本说》一书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多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死的危险。
这句话，将资本逐利的本质给揭示了个清楚。
虽然血腥，但是就算是朱雄英也不会去反驳资本逐利是错误的。
毕竟就像是这位大人说的那样，很多世家的崛起，不过事抓住了时代的风口，在特殊时代站到了正确的队伍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才在整个华夏大地有了自己一大家族人立足的根本。
但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在站在最高顶峰，享受到至高无上的名利之后，为了能让自己真正的成为所谓的流芳百世，自然是想着要争取更多的民心。
这就像是那个有名的人性的选择题一样：
一个小孩在废弃的铁轨上玩，一群小孩在正常行驶的铁轨上玩，这时，远处开来一辆火车，如果你是火车司机你会怎样选择？
1：驶向废弃轨道，牺牲一位小孩，换来一群小孩的生命？
2：还是驶向正常轨道，让一群小孩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呢？
或许有人会说，自然是选择2，毕竟，在这件事上，你不能要求无辜的人为自己的错误买账。
可这要是上升到国家层面，那只能是选择1，因为，只有这样，造成的后果才是最小的，也就后世刑法学上强调的紧急避险。
刑法学上，对于紧急避险的解释是为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是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侵害，不得已损害另一个较小或者是相等的法益的行为。
这句话乍一看有点绕口，的其实简单来说，紧急避险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正在发生和进行的危险的时候，采取适当的方式，用比较少的损害避免更多的损害。
一句话概括，也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就像是士族与百姓双方一样，世家大族想要不断地积攒财富，囤积良田土地，在有限的资源之下，自然要占有普通百姓的资源空间。
世家越来越强大，能够占据普通百姓的资源的能力就越大，恶性循环之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普通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世家的佃户。
渐渐地，世家那些人也就不再需要劳作，每年这些佃户们付出的佃租已经能够让他们活的有滋有味。
要是没有特殊的机会，底层人终究就只能是底层人，而那些生下来就站在终点的人，却什么也不需要做，就可以享受资源的倾斜。
可能世家并没有错，但那些平民百姓岂不是更加无辜？
在列车问题之中，紧急避险的理论中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其中，争议的焦点就在于生命究竟能不能衡量价值。
如果每个生命都是同样价值，那么一群人的生命的价值就大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因此就可以牺牲个人来维护更多人。
如果从伦理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生命本身并不可以进行比较和量化，把生命作为手段就是违法的。
然而，如果我们的社会完全不允许牺牲个人利益，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眼睁睁看着很多人死亡也坚决不牺牲一个人，其实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紧急避险也会允许牺牲个人生命，但是这种牺牲会有严格的条件。
一样的，为了绝大部分人的幸福，只能是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
深呼口气，朱雄英微微抬头，直视着吏部尚书的双眼，一字一句地反问道：
“不知大人在朝堂这么多年，有没有觉得我大明赋税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
在朱雄英看来，古代朝代的赋税制度实在是太不可思议。
不可否认，华夏大地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农业税在古代官府税收里占据关键地位自然是无可厚非，而农业两字也是贯彻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在原始社会，当时的土地更像是近代史中人民公社性质，土地为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在公社土地上集体劳动，其产品基本是平均分配，没有私有制存在，也就是没有所谓的赋税。
到了部落联盟阶段，小部落就必须要向强大的部落缴纳一定的贡赋，于是就出现了最初的剥削了。
夏商周时期，国家机构建立，剥削制度也正式形成，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控制了全国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
贵族居住在城市或者采邑，不从事农业生产，只负责以武力统治一方，“执干戈以卫社稷”，这些贵族被称为“国人”。
而村社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被视为“野人”。
夏商周的税收基本为“十一税”。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兴起，为单家单户耕种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井田制也开始走向了瓦解，公田荒废，私田增加。
各诸侯国为了保障税收，于是宣布无论公田还是私田，都要按亩征收，也就是开始征收土地税。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彻底废除了井田制，土地私有制正式确立起来，为了能够增加国家的赋税，商鞅强制拆散秦国境内的氏族，使其分散为一个个的小家庭，如此小农经济就出现了。
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就达到了的巅峰，出现了豪强地主，他们垄断地方的大权，逐渐演变为了门阀士族，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了奴婢、佃农等，失去了人身自由。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达到了巅峰。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甚至操控朝政，跃居皇权之上。
北魏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国家就将土地按照相对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这就是所谓的“均田制”，这些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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