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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动员之现代战争中成为有效的指导力量。况且法国籍着革命产生的新兴力量去应付对外战争，俄国则因为对外战争无法结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况下，无法由专制皇权突然改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伦斯基个人品德无关。
利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当时情形，非独列宁。而且平心而论，前述孟什维克的见解尚比列宁的观点更近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论。列宁是否革命天才，仍系历史家个人之意见。但是他与其他同时人物比较，确是视界较宽。但其所见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预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崩溃在即），我们可以从他传记中看出，他间常也难免悲观消极。而若从他的整个言论看来，即可以体会他的革命哲学等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沦”（teleological）的布局。因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无侵略剥削与奴役，有如天堂获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不论手段。而且列宁的行动非常实际。俄国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数民族久已不满于帝俄的统治，这两点群众意识之所在，他都尽量掌握。他曾说：
我们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纵是所见不同，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众的意向。当农民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导师，它会表彰谁是正确。让农民在那一端解决此问题，我们在这一端解决此问题吧。此问题由我们之志趣而解决或是因社会革命党所订计划之志趣而解决，无关宏旨。农民必须坚决的被保证村庄里不再有地主，这才是重点所在。让农民解决所有问题，让他们策划他们的生活吧。
今日已事去70年，历史有了更长的发展，我们可以离开政坛意识，站在纯技术之立场，将全局重新检讨。
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详第五章）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伦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没有因为事后看来他们的举措不合时宜即预先销声敛迹。他们仍展开了一连串奋斗。1917年3月至11月8个月之间，因为他们之措施，有时尚是无可奈何，引导着列宁和共产党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即和临时政府意见相左，各党派之间也有无数争执。经过一段纷乱之后，5月间协议成功，由苏维埃的领袖人物加入政府，克伦斯基为军政部长，也是主要的领导人物。
当时即决定在前线准备总攻击。因为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军队之继续瓦解，并且不能战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获得盟国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导员下达各部队，军队里官兵成立的委员会也开始受检束，克伦斯基本人也巡视前线鼓舞士气，炮兵更给予特别的准备。攻击发动于7月，最初进展顺利，第七军及第十一军俘敌18000人。第八军又再突破奥军防线宽20英里，两天之内也获俘万余。就在此时，德国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俄国部队撤退，溃不成军。7月底前线再度胶着，但俄国已失去原有阵地，士气更为不振。
7月间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骚扰，最初各部队抽调兵员参加总攻击，军士不满，组织示威游行，引起海军士兵和工厂里的赤卫队参加。政党政治不能产生有效的领导力量，则显示出临时政府之无力。7月，宪政民主党因为意见不合，退出政府。一般军民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与曲折，看来总是资产阶级的诡诈阴谋。布尔什维克一向标榜“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其实苏维埃也有各政党参与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与部队中的士兵，临时政府则继承沙皇统治下杜马之传统），于是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tsik）代替临时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与面包”的要求，才能为他们深切了解。可是当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时候，连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亦无法掌握，即苏维埃负责人也感到棘手。“全城为游行示威者所宰割”当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时，在街头突然遭人袭击。水兵还手时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着街头群众和若干建筑物开火。7月16、17两日，街头死伤200人。7月18日恢复风平浪静，兵士还营，街头恢复秩序，然而司法部这时公布一份文件，强调列宁是德国间谍，接受德国津贴，有“人证物证”
事后经过各界的分析，所控诉之事并无确切证据；作证之人，也是来历不明令人怀疑的分子。可是大众都信以为真，于是这一纸文书也就达到预期的功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被查封，列宁恐怕被拘捕，只好潜入地下，躲在芬兰边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为孟什维克，又一度为独立派，最近才从美国回俄，今后也是布尔什维克台柱，亦被监禁。局势平定之后，克伦斯基由军政部长出任内阁总理。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到会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农工商各业，左至苏维埃，右至银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军人。中有大学教授、市政委员等各色各样人物，看来克伦斯基欲给俄国一个再造的机会，但9月上旬即发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kornilov）将军多年活动于俄属中亚腹地，擅长亚洲语言，可能有蒙古血统，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总攻击时，曾在前线立功，克伦斯基拔擢他为俄军总司令。此人缺乏政治头脑，倒是有志从一个职业军人之立场，重整军中风纪。他的主张，譬如将铁道交付军事管理，重新准许在后方执行死刑等，不可能在当日气氛内行得通。他的态度逐渐明显，总司令与总理间的摩擦也逐日公开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国是会议给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9月初他开始调动部队，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结，有肃清苏维埃，强制执行改组临时政府的企图。可是等到他的行动暴露，反叛成为事实的时候，铁路不为他运兵，电报局不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无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一个星期之内，克伦斯基下令在他的总司令部将他拘捕。此人侥幸事后脱身。以后在内战期间领导白军在俄国南部战死。
9月经过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后，克伦斯基除旧布新，重组内阁，自己由总理兼总司令，正式宣布俄罗斯为民国。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开一个“民主会议”民主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不同，会场代表只有政协会议之半，约1200人。资产阶级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门外。苏维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乡镇工会和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的代表。可是讨论如何组织联合政府之时候，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后组织“民国参议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决定退出，托洛茨基业已恢复自由，为当时之发言人，列宁仍在藏匿之中，不断以信件教导他的同志拒绝合作，强调时间业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须以暴力夺取政权。
为什么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要牵扯这些事情？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还没有为人称道。资本主义这名词之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可是从以上事迹看来，难道我们真能相信资产阶级的阴谋和资本家的剥削是逼着革命左转的唯一原因，或甚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们无从作肯定的答复。
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以上所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之事迹，很少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况且我们所勾画的也挂一漏万。可是即使将当中细微末节全部缕举，也只能阐明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想象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夺取冬宫（winterpalace）时并不费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国参议会时，痛骂临时政府，既责备它在帝国主义资本家指使之下延长无意义的战争，又怪它卖国，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给敌人，还高呼一切权力交付苏维埃，土地则给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战的文告。事实上自柯恩尼洛夫事变之后，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在各种选举时，布尔什维克多占优势，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苏维埃中都成为多数党。又有列宁的鼓吹，暴动已是箭在弦上。最后几日，克伦斯基认为责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员在冬宫日夜镇守。而保卫这地方的不过是女兵营、军校学生和少数哥萨克部队，总共不过千余人。布尔什维克部队由水兵及工厂内的赤卫队及芬兰调来的军队组成。水上则由一艘巡洋舰和水雷艇数艘策应。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们占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克伦斯基可以在这时赤手擒获”“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冬宫的墙上有好几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弹没有一颗命中。这一连串的报道，只证明战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时候尚呈现着喜剧之性质”莫斯科的巷战反倒继续了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体葬在红场。陆海军于圣诞节夜里被正式接收，旧的军队已在解体，兵士各自返乡。新组织的红军则在次年出现。所谓十月革命，当日流血不多，大规模的战事还待以后展开。以上事迹证实克劳塞维兹之论战争：有时战局十分剧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义，有时打得并不凶猛，反而关系深远。俄国十月革命近似后者。
克伦斯基在冬宫被攻击之前脱走，企图至前线纠集部队光复首都，可是只有700个哥萨克骑兵听命。其他成千成万部队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领的小部队也被布尔什维克策反。自此克伦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终身未再履俄境。
列宁在11月7日开始露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创。“财政部”所有的1000万卢布，事实上是由革命者以枪杆劫持银行在金库里取出的，即时放在列宁的衣柜间中，但是11月7日无线电广播时，新政府仍称国体问题有待立宪会议解决，兹后不久宣告立即与交战国讲和。土地问题则如前述，废止土地所有权，地产不得买卖，地主也无价偿，只有种地之人准许持有土地，一概不许雇人耕种。这是社会革命党的宗旨，也是各地农民协会之决策。列宁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块的耕种，此时为迁就局势，而予以认可。实际上这也是让厌战的士兵解队回乡，任农民分割地产。至此沙皇体制才算全部解除。过去8个月临时政府之无效，乃因高层人物经常讨论方针与政策，抽象而不实际，下级的希望全未兑现。并且军队已无战斗能力，农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实。列宁此时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交通机构，他们如不大刀阔斧将旧账滥账痛快地报销作废，则无法展开新局面。
可是这是俄罗斯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历史无法因为革面洗心即可重来，很多背景因素无法避免。在中国抗战及革命之最高潮时，犹看到农民拖泥带水地耕田，学龄儿童用毛边纸一笔一画地习字。多少英雄人物抛头颅洒鲜血，仍无法革除社会上的习惯与传统。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国之辛亥革命费力少而光复迅速，可是事后看来，推翻专制皇权，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国既为横跨欧亚，包含亿万生灵之泱泱大国，也绝不能因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筑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国社会组织原则既已宣告全部作废，在所有人都能与他人作战的条件下，也只有促成一个巨灵型政府之出现。
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sovnarcom）迁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改名共产党。从此以迄最近戈尔巴乔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开放（glasnost），仍表现着十月革命之尾声在70年后仍未完全结束。检讨此中事迹，似属本书题材之外。可是我们如不挂一漏万地作一段极简单的分析，则无法交代何以列宁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谓资本主义已至穷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冲突仍未获得定局。也只有在检阅这段史迹之余，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些名词在实践上的意义。
列宁的宪法会议于1918年初召开，选出的议员以反对党的为多，可是刚一开会，即由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理由为宪法会议“掩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实际上俄国此时尚谈不上代议政治，我们有民国初年的立宪与约法的经验，可以想见此中状况。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为与德奥缔和，只是不能战也不能和。德军就趁着这机会以大军压境，一路势如破竹。苏维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赔款，最后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签定“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约”俄罗斯退出波罗的海，放弃波兰及白俄罗斯，承认芬兰与乌克兰独立，事实上任之为德国的保护国。又割让了高加索一部分与土耳其。以上地域内有沙皇所辖人口的13，帝国所产铁80％、煤90％，丧权辱国之程度为现代史中所未有。事实上这时德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有意摧毁苏维埃政府，柏林则以为任之存在可使俄国力量衰弱，反为德国之福。因之布尔什维克才有喘息的机会。8个月之后，德国亦告垮台，和约无效。
俄国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国干涉。他们都以防备援俄军火落入德国手中为由，派兵占领重要港口。英国驻兵于白海及黑海沿岸，日本登陆海参威。美国和法国也步两国后尘，苏维埃政府已有和他们发生冲突的情势，随着内战也因之展开。
白军之组成主要有两个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滨及顿河（don）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伦斯基治下之高级将领，在乌克兰独立时逃至此间。其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哥萨克并非人种的称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种特殊制度的产物。他们在国防前线组织屯田狩猎的部落，各自推举首领，以兵员勤王事代替纳税，政府也不问其内部事）。另一个白军区域在西伯利亚。1918年初有捷克战俘约35000人拟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远东及海道，参加欧洲西线的战事，这些战俘在途中发难，以后更陆续招引其他反共部队加入。其他两个白军次要地区为白海沿岸，英军占领之处，和西部迄波罗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区域之外，东南西三方面的白军防线可以连成一线，红军始终采取中央作战的方式。
苏维埃政府虽系一党专政，最初仍承认其他党派的存在。内战期间，后者在白军防线内组织反共政府，自是苏维埃政府除容许极少数他党人士公开只有宣传性质之活动外，实际已封禁其他党派。
红军最初由沙皇统治下的拉脱维亚（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家之一）部队为核心组成。当日托洛茨基将各种败将残兵收编并合，使之成为劲旅，也可以说整个红军出于他的苦心孤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说及尼古拉二世迄克伦斯基主政的几个月，人人厌战，布尔什维克更积极从事各种反战宣传，又签订对德和约，可是又能使怯于御侮边疆的军人勇于内战，初看甚为矛盾。这当中有好几个被忽略的因素。
红军的组成及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出于被动，最初由防备德奥军进犯而发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军队里的军官自动加入。他们参加时以为新军只用于对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调遣而无法自主。以后托洛茨基也强迫征调，以家属为人质及派遣政治指导员下部队的各种办法来管束。职业军人又无其他技艺自存，也只好就范。因此红军在指挥系统上保全了帝俄的军事传统。初创的几个月内，即有8000前朝的军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两年内战期间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间内红军也征用沙皇军队里的下士官215000人，内中朱可夫（geor-gizhukov）即由此出头而在二次大战中因战功而升元帅。至于列兵，当初也纯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万兵员，此时重新招募仅5％或甚至只3％的人数，当然不至过于困难。征兵开始于1918年5月，当中也有无数反抗叛变逃亡及归顺于白军的事情，有人甚至说红军是一只漏水之篮筐。可是1918年初部队刚成立时，只招兵10万人，迄至年底，其总数仍不过50万至70万之间。内战结束前夕，据称总兵力近乎300万。与之相较，白军因所在地区供应困难，行李辎重特多，战斗兵员总数始终未逾25万。
第一次大战期间，沙皇曾供应900万人以上的军需，内战期间工厂矿场大致都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手中，因之供应问题更今非昔比。帝俄时代曾制造及掌握步枪1100万支、机关枪76000挺、野炮17000门。据估计当中5％至10％流入苏维埃政府手中。白军所在区域一般无军需工业，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结局有如今日很多类似场合下的情形。供给者埋怨资财白耗；受者谓言辞上的慷慨多于实际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战场，英国称曾供给白军步枪198000支、机关枪6200挺、野炮1100余门、战车60辆、飞机168架，又有大量服装。而实际上除了战车飞机由英军驾驶外，其他供应一来太迟，也未及时教导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于白军“只有心理功效”
内战的作战方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骑兵较炮兵重要，双方火力低，部队流动性大，因之逃兵多，较第一次大战之死伤率低。又因是本国作战，引起后方无数非正规行动。一般白军素质较高，曾发动五次大规模攻势。当日之观念，以为苏维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压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闻风瓦解。其实列宁之政府占据俄罗斯腹心地带，地广人多，战线暂时后撤，无关大局，只要保障内部不生问题，终可以一再突破难关。反面则白军各路战线相去太远，无法协同动作。同盟军虽干预战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国着眼于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虽援助白军，而无意使俄方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法国则希望一个强大的俄国出现，足以牵制德国。日本觊觎东亚领土，美国旨在监视日本。是以列强既无共通的作战目的，也难发生干预的实际功效。
布尔什维克之反战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约至1918年初之后，其征兵征粮已逐渐引起反感。可是红军方面如是，白军亦无更好的对策。而且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除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外，缺乏鲜明的政治目标，更没有有力的领导人物。苏维埃利用特务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个引起注意的话题。专家承认其对防止反叛与内乱确有功效。但俄国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兹后成了苏共之传统，这一点下节还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军之进展达到最高潮。此后红军的攻势开始展开，白军一蹶不振，最高指挥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迹海外。除了俄军在1920年春夏与波兰军在国界一度作拉锯战外，内战已至尾声。1920年年底，扫荡战结束之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额手称庆，全国底定。
俄国投入欧战两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个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继续三年内战，这当中的意义还没有为中外读者透彻了解。只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才能体会到苏联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产生，而系由三年内战而产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体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现代的代议政治，代之以一党专政。然则这一党专政的模型与尺度全无着落。列宁于1918年初迁居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明确合理的蓝图，预筹日后的局面；多方面还是东扯西凑，因时就势。而且严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经营，还是承袭上述7年的战时体制。否则今日70年后的改组开放就无法自圆其说。
列宁于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共产代表大会宣布“新经济政策”（nep），此时距二月革命正好4周年。他称这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nationalcapitalism）。新的经济政策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warcommunism），将农业生产和小规模工业生产交由私人经营。大规模工业、运输事业及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风前教导共产党员，去“学习贸易”他说：“我们在集体农场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体农场不是今日之决策。”
列宁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指斥斯大林为人粗暴，集权于一身，应当迫使去职。这些证据可以明了日后斯大林之种种政策都与列宁之旨意相违。
其实列宁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适的继承人。据称列宁曾说：“他（斯大林）抄袭了我的毛病。”举凡斯大林日后所作所为，如特务政治，残杀政治犯，和敌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独裁，都有列宁之先例在前。列宁早已讲明，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进入共产主义前之一个“转变阶段”需要“很多年”、“很长久”可是始终没有标明确切时间。况且他又鼓吹“社会主义不复为一个遥远时间的问题”那么资产阶级的革命既能在八个月内完成其在历史上的任务（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间的八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有时将历史的发展作“望远镜的缩短”），则一个转变阶段经过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过短了。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即于1924年放弃国际共产的重点，提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表面上似乎与列宁的思想相反。可是专家细读列宁的文件，则觉得这种趋向，列宁早已有之，斯大林不过在局势明朗后，确切的付诸实施而已。
还有一个在以上理论之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则是苏共因内战才能决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预见的。一位哈佛大学的专家曾说：
我们已经看出布尔什维克因为夺取政权及保持政权，让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一般的顾忌逐渐消失。在现下三年和内外强敌作战之余，这种发展不仅持续，而且只有增强，更扩张到政治之外，及于社会生活之任何部门。那被包围的心理状态，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
尚不止此。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内战结束后驻留于共产党内的只有此中半数，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经济政策，组织集体农场之前夕，据称只有8000人。而共产党在内战后期1919至1921年间，党员数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数为红军军人。至1928年初，党员数目已逾130万。可见得在革命的过程中，其上级所操纵的机构业已变质。当初一个反战、反侵略、带国际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义的集团，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条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等所控制的不过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机构。新政府之权力，还是要经过内战，才有效地下达于各村镇。只有争取粮食、抽派兵丁，乡村的人口才切实地感觉到苏维埃政权力量之所在。“军队之成功，通常倚靠于他们进出于出产食品丰富之边区时，自身之作为。”恐怖政策无疑的使人们对苏维埃印象更为深刻。1919年苏维埃政府设立了7500个集中营，另有21700所监狱。经过内战，各地方下层苏维埃的权力，由集议政体的单位移到行政单位，而且渐与上层的机构结成一个行政网，失去过去独立自主的性格，这种发展务必要和十月革命时全部纪律消散的情形比较，才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松紧政策中制造日后苏联体制的经过。哥萨克区域及其享有特权的事实，已历几个世纪，经过内战，终告解散取消。内战期间，苏维埃政府所处的心腹地带，也正是“大俄罗斯”（greatrussia）所辖区域。主要的会战既有下落，其他边区远处少数民族的地区就等于瓜熟蒂落，所谓自决，也只不过是口头禅，实际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辐射，红军成为各地组织苏维埃的主宰。
总之，共产党之编成与发韧与军事行动相始终。它继续了沙皇统治下的军事传统，也掌握了中枢的地盘。三年之内党员也曾遭到无数险阻艰辛，他们各人的事业成功也无不与内战有关，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学吻合，因为彼此都沉潜于军事思想与军事纪律之间。
反面而言，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义”它没有预定的计划，只不过是仓皇应付非常状态的各种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过是起于动员时的群众心理，由痛恨资本家，推广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针则是由国家主持所有生产，并由中枢分配。因此大至工厂、矿场，小至房舍、金银、首饰、器皿，无不可以征收。“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众浴室”、“自供应面包至蘑菇”企图全部由国家主持。积习既久，则索性由武装部队进入村庄，挨户搜索，除了农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余粮食一概拿走，并且主张停用货币。
战时共产主义引起生产剧烈降低及停顿和经济脱节，不足为奇。这时候大城市的人口减少13，工人的生产率只有欧战爆发前的14。农业生产也降低约40％。而奇迹是，在各种饥寒交迫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尚能供应红军，并且使之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由国家所征集的烟草，全部交与红军，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后两年内，每年由政府分发红军靴鞋，约500万双，而只有200万双给约6000万人民。由内战引导出来的军需问题固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在战时已经由共产党发动对本身的各种整肃，可是共产党铁石心肠的纪律仍是不可抹杀，即批评者也不加以否认。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觉得以之作背景，不难用以解释日后苏联之体制。自帝俄1914年参加欧战，全部发展都是空前的特殊。这当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着苏维埃的理论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适履的解释来与马克思的一般原则符合。并且从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来看，即辩论实况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衔接也是多余。因为我们可以完全放弃两者之间的理论，另从17世纪霍布斯的学说和20世纪凯恩斯（lordjohnmaynardkeynes）的学说，更容易将苏联的问题解释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
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可谓将沙皇体制彻底推翻。如果此时这国家还没有进入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阶段，事实上也相去不远。当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开火，大城市里面包供应不及的时候，已经象征法制完全解散，除旧布新，一切都待重来。根据霍布斯的观察，在这关头亟要推举一个“国家最高主权”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符合所说的宗旨。
我们务必看清楚：霍布斯书中很多辞语都以集体性（collec-tive）和象征式（figurative）的方法着笔。他的国家最高主权人（sovereign）可为一人，也可以为很多人，或是一个团体。他所谓推举，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选出，国家最高主权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举这最高主权人的用场，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凝结为单一的意向”
列宁所揭橥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当然占俄国人口之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意向不容易征集。俄国民智未开，人民浑浑噩噩。农民以分得地主的几亩田为满足。即是工厂里的工人，如果让他们各行所是，他们也未必衷心于工会运动，只要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即已达到目的，不会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产党员，眼光远大，又不计较本身利害，才能成为革命的先锋，不致陷革命于沼泽（列宁实际使用marsh这个字）。本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觉得治下人民只顾目下利害，无长远打算，已经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也有同样的优越感。这种情况也有似卢梭（rousseau）所说，社会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will）。共同意志并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总和，它有集体性，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所以又必待贤哲如卢梭者才能从中发现。这些旁证说法，可以解释列宁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致下的纪律才能掌握。这些说法都不曾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书中说起国家最高主权人有权宣战讲和，只有他（他们）明了怎样才符合公众利益。所以谁是友国、谁是敌国、军队如何编组、如何补给，全由国家最高主权人决定。这种说法施用于20世纪，可以推而广之，支持布尔什维克夺权以来一切作为，也可使列宁和斯大林摆脱生前死后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认为国家主权人不可能做坏事，前已言之（见第五章，他唯一失职之处，乃是不能保护人民）。巨灵曾说起：“他不可能伤害任何下属，下属的人也不当指斥他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在此我们可以想象霍布斯有时候将他笔下的国家最高主权人形容成有如列宁笔下之职业的革命家，说成一个一尘不染的透明体。他（他们）都只照顾公众之利害，没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国在20世纪初期和英国在17世纪中期一样，高层的高尚理想无法灌输到下层社会里，于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宁之施行特务政治与恐怖政策，亦与霍布斯的意见相似。巨灵里有言，最高主权人以赏罚作为推进政策的工具，可以执行体罚，可以在现行成文法不及之处施恩处刑，由他自订办法。这种说法与英国传统里“内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的观念也不相违。所以当列宁等人尚为“巨灵”的时候，倒也与中国更换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与作风可以上溯韩非与李斯。
可是苏联之体制及其登场，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书之要点，至此而止。霍布斯认为人之富贵贫贱由于天命，所以有赞助资本主义的趋向。他虽接近无神论，仍主张以基督教为国家笼络人心的工具。列宁是共产党，他对国家没有真实的信念。我们企望认识苏联的现代性格时，尤其了解斯大林的筹谋时，还是先看清凯恩斯男爵的一段说明为宜。
斯大林这个“现象”曾给历史家不少麻烦。他在1924年列宁死后，以朋党勾结的方式夺权，放逐托洛茨基。新经济政策已使经济复苏，他反其道而行，强迫将民间田地归并为集体农场，无数富农（kulaks）被枪杀，家属被放逐。有些村庄内15％的农民被称为富农。村民因不甘心家产被夺，于是焚烧谷物，宰杀牲口，捣毁农具。1928年苏联原有马3200万匹，至1934年只剩1150万匹。集体农场之改组于该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间的清党运动，更是骇人听闻。他曾使高级布尔什维克在公开讯问时承认通敌卖国，有些外国新闻记者怀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剂。也有人怀疑被告在秘密审讯时，已受精神挫伤使他们自愿与审判官合作，以保证家属安全。列宁所创的政治局（politburo）是党政最高机关，其中所有委员被斯大林一网打尽。初期共产党之中央委员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幸免。托洛茨基则在墨西哥被谋杀。红军元帅5人中之3人，上将4人中之3人，中将全部12人均处死。至于中级人物、民间领袖，被清算者更无法确定。见于文件的则经常有一万人或数千人成批被屠杀。据此估计其全数，当在70万至百万人之间。监禁于牢狱及各集中营者，可能逾700万或甚至超过1000万。当时苏联人口据估计为1亿7000万或1亿8000万，也就是说可能有5％陷于缧绁。
清算“人民公敌”运动，发起于第二次大战前数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进占莱茵。第三国际（comintern）的各项活动毫无用场，苏联五年计划虽有成就，但基础未稳，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创建，树敌多而缺乏安全感。这种解释好像为斯大林脱罪，难能澄清视听。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如前人一样写下一些“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字句，也不见得于事实有补。而且如此交代，历史家亦未尽到他自己阐释事迹之职责。
英国之卡尔（e.h.carr）教授，是研究共产主义及运动的专家。他的苏联史（historyofsovietrussia）筹备着笔30年，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公认为英文中对此题目发挥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视斯大林为一种现象，不为之感情冲动，甚至不追究其人身关系。作者指出一个落伍的国家发动革命后的举止艰难（因为背景上凡事落伍，军事行动之后，一切规划就要立即赶上时代）。卡尔说：“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样明显地是他们生存之时间与地点的产物。”这样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个有机体，它既为巨灵，业已打开局面，则要继续求生存。它的经验不是每个人的人身经验.而是在一次大战甲丧失三四百万人命，以后又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件，四国干涉，和三年内战的集体经验。斯大林一再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迎头赶上.否则只有被他们压碎。”从这观点出发，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
斯大林尚不止于清党及强迫构成集体农场。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针锋毕露的时候，尚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瓜分波兰。战事始开，他继续以物资援德，将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海军基地供德国潜水艇使用。德军每一胜利，他都致电向希特勒庆贺。甚至有一说他愿意参加三国（防共？）协定。邱吉尔是一个长期防俄反共的台柱，为什么他会在1940年遣派亲苏的工党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驻俄大使，并且在苏联被德军侵犯的时候立即主动援苏？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与言谈看出。邱吉尔说：“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语，包在一个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个解答，这解答即是俄国国家之利益。”邱吉尔能了解苏联，因为他自己也一直记挂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计小嫌。这些资料使我们看清，凡事包含一种群众运动，是好是坏不说，其中必有逻辑。读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赞成与反对之前，先必看清其逻辑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头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出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办法，使国民经济受政府干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具，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出现为一种专制独裁的体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
卡尔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统下实施。他提纲挚领地说凯恩斯的设计也是一种干预的政策。因为由私人个人之节省，不一定能扩充资本，有时反会损坏国民经济。我们体会传统中国之富家，将金银制成器皿，又埋窖于地下，实际将一部财富不用于投资，反而逐放于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难了解此中意义。凯恩斯主张除了私人自动节省，单独牟利之外，也可以透过国家机构，以财政政策造成“社团之节省”再之则是“投资全面社会化”这种种办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业。
演讲者之目的，在阐述英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若干经济措施亦包含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与苏联之计划经济没有基本的区别。他的言论我们无法全盘接受。英国战时和复员政策已由卡尔教授解释，我们无妨称之为“双重预算”政府除编制传统预算规划本身开支外，又用分配资源、调整货币、管制物价等等办法，使民间经济之人力物力在它领导下，以量入为出的方式达成有计划的交接收受，总之使之在大范围中成为一种较为疏松、较为非正式的预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间经济单位不是重点，即工党政策如此.也只是暂时政策。苏联之五年计划，可谓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资全面社会化”可是苏联政治领导力量与经济管制力量凝合为一，管制的衙门也兼有执行的权力，所有生产和分配纵使不全由政府领辖，也通过税收和强迫价买的办法受其掌握。当然，造成这种制度，俄国人民付出了绝大代价。五年计划实施之日，半数以上农户在五个月内归并于集体农场，有些地方因此而产生饥谨。因此，才造成广大的农场、农业机械化、劳动者领工资、政府全年以低价收买粮食，而以这节省下来的财富和剩余的人力扩展工业。
然而卡尔教授的分析也给我们另一种了解。苏联的体制，由战时处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高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这种体制迄今没有重大变更。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难2000万，占其人口10％弱。而战争破坏程度之深，则甚于战败国。战后复兴未已，即致力于冷战，一意扩张势力范围，与美国作正面的军备竞争，又花费很多财政预算与经济的力量作提高声望的事业，如太空探索。最近这种过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带战时意味的经济组织不能持续，才逐渐暴露。起先有西方学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宫亦自发检讨。
溯本归源，当日斯大林建造现有体制的时候，包含着三个重点：一、不惜人民付出代价，二、飞速完成，三、与国防密切联系。所以极力地投资于能源、钢铁与机床。发电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体农场平均6万英亩至8万英亩，最大的至48万英亩。所以自始就造成一个庞大而粗线条的结构。其重点如是显明，其低层机构必被忽视，更无从使之绵密细致。最近与戈尔巴乔夫接近的一位经济学家著书声称，根据他本身经验，迟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庄，无电器、交通工具、道路，邻村才有一家商店，每周开门两次，所售唯糖与盐，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实在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参加集体农场所得工资不敷劳动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而纯靠私田为生。作者并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农产品供应不继的报道仍然甚嚣尘上，往来于西伯利亚铁路间的旅客，抱怨沿途无物可购，而且最近描述苏联经济危机的书刊也指出政府财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费品，人民有钱无处花，只好存于银行，于是信用才为政府挪用，则可见纵有改善，仍只修正枝节，尚未动摇根本。我们可以想见，钢铁厂继续增加其钢铁生产，能源又用以增强其能源，机床又用以产生机床，最后则制造大批战车飞弹、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苏联刻下生产量超过1950年全世界生产量总和，究其实，俄国人民并未受其实惠。
难道所有苏联领袖都坐视如此的成果为当然，而不知改弦更张？专家公认过去曾有好几次尝试，赫鲁晓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时间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实质上的增进，可是这样的改进有周期性，不久，功效达到某种程度，改革也停顿，于是又恢复原状。这当中也有些特殊的技术原因，例如在中亚腹地开垦耕地，无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将拖拉机交集体农场接收，不曾将保养修理的单位同时下放，不久就损害频仍。然则最大的障碍，还是出于人事与制度。总而言之，就是与苏联之体制有关。
这些体制上的障碍，如政治上中央集权过甚，缺乏民主精神（苏联学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产者和经理者缺乏适当的鼓励，头重脚轻，积刁难改，官僚营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儿为例），早已经常被提及，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批评一般俄国人只畏强权，不顾法律。其指责既如是层出不穷，则后面必有技术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综结乃由于私人财产权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装饰门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强权。
本书无意以“褒贬”亦即以道德上的名义互相标榜。况且中国传统的朝代，向来为官僚主义之渊薮，我们即要攻击官僚主义，也无需顾左右而言他。研究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历史上和非人身关系上的动机旨在将俄国现代化，与各国之维新与所谓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无异。这种组织与运动纯靠将低层机构里各种因素，造成一种统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于是农业的生产与分配才能与工商业交流，然后全国的经济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盘使用。列宁与斯大林并未全部违背这些原则，否则他们无从使俄国除旧布新抵抗强敌，获得英美支持。但是他们以战时动员之作风所定互相交换的方针，以大单位在短期间对国家之贡献为准则，不以个人的私人财产，包括其劳动力之价值为依归，沿用至今，工资与价格全由官僚按他们的业务方便决定，无需通过内在的公平。况且“民主集中”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权，缺乏民主，无适当之鼓励，头重脚轻、积习难移、营私舞弊，虽说变态多端，而其后面的总原因无法脱离由官方指派之交换方式，这种交换方式限制了生产，因为工资抵不过农工所付出的劳力，所以劳动者只有越做越穷，于是索性不做。俄国大量的人力与资源不能作最高度的发挥，肇因于此。
以上苏联体制，在学理上无法被承认为实施共产主义，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也需附带加入保留的条件。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卡尔教授所解释的凯恩斯经济，因其能导致全部人民就业，即符合此种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财产权，包括工人劳动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谓已实行社会主义，也容易产生误会。本书成稿之日，适值报载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受戈尔巴乔夫方案，准许农民获得私有土地使用权，延长其使用时间，并可以世袭。而且计划中其他改革将容许农民组织小规模农场独立经营，自行发卖其产品，至此也算逐渐走上确定私人财产权之初步。我们与其说苏联之改组与开放为成熟之社会主义，不如说他是将战时体制改为平时体制，开始正规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同样承认各人之劳力为其最基本的人身财产，详第五章。要是连这样的财产权也缺乏保障，我们无法称之为何种主义，只好视其为战时体制）。
很多专家刻下正在议论这种重建与开放前途仍是障碍重重。对西方的国家，这样的发展包括绝好的机缘，也潜伏着实际的危机。揣测未来事项，不是历史家的本分。况且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深奥复杂的问题，除非学有专长，不当随便置喙。我们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只能指出，要了解苏联今日的重建与开放，至少需将其背景前推约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们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顾虑着核子战争的危险时，才有道义上的力量，主张东西两方都不含旧恶，才可以在群众运动的积极性中，和本节所叙曲折之事迹中寻求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总之将一个横跨欧亚，纵长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种语言与文化的国家，从旧型农业管制之方式进为新型商业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轻而易举，如以暴力主持，仓卒为之，必更增加当中的苦难，只有使人民更为遭殃。无论苏联今后的出处如何，我们刻下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行止在内，已使我们对很多常用语辞，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种组织的变态和一种运动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种体制为正宗？其间牵涉过多，容下一章作结论时道及。此时我们检阅这一段历史，当前的收获即是以上的经验，可以辅助我们对中国长期革命的观察和了解。
中国的长期革命
鸦片战争迄今已一个半世纪，即是光绪帝的百日维新，转瞬间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实为讨论的重心，则虽十部本书篇幅的巨著，也难将其中关键交代清楚。然则当我们考虑中国命运荆棘改造艰难的总原因，则本书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资料。与之相较，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从这主题上发挥，不难将百年来的历史高度压缩成一般读者与专家通能共同研讨的一种大纲。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波dy）。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简化历史的情况下，纵然将这段事迹大力删略，也不会产生实质的差异。军阀混战的情形亦复如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军事力量，唯其如此，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各军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营私和贩卖鸦片，其下层结构中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换的局面，例如孙传芳的一个团长不能与张宗昌的团长对调。此外其士兵既是雇佣而来，军官间的团结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内外的绝大压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瑞想当时的社会状态。纵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战争，纵使遗忘了岑春煊、倪嗣冲诸人的名字，也无妨于大范围内了解历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锟贿选或张勋复辟，仍不会对历史的了解发生无可补救的缺陷。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加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不久之前有一个例子：伊朗国王巴列维（rezashahpahlevi）有意将卖石油赚得的钱支持国家现代化。他曾不断创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飞机场、规划现代军队，甚至因而产生了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只是种种设施未能与内地乡间的经济交流，而他的行动亦与传统习惯相违，引起人民反对，他只好加强特务政治，以后更发展到全国造反，曾受他裨益的军队与年轻人也随着众叛亲离，情愿回归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去。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及他的业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类似情形。亦即当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层结构的位置。在同样眼光下，不少写历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点，气愤满胸，也随着外界的作家将前清的君臣一律指为“故步自封”在铺陈现代政治时，不分畛域的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一切问题的解释。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除非客观的条件已成熟，除非其财政措施已近于商业化趋向，否则改造必相当艰难。旧体制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之际，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颠倒的事态。有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我们在分析中国长期革命的时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创业者赵匡胤是一位高级将领。他即位后，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反倒经常临幸造船务、督导水战、观炮车碾碨、亲黜医官艺之不精者，各项活动前后不绝。可见他较重视科技，而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他又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即可以消灭对方的精兵。这也无非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展开而为军事力量。因之朝代开创以来，即治坑矿、铸缗钱、组织茶盐开中，酒曲官卖，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也随着突飞猛进。宋史称，宋太宗时（976－997年）“油衣峦幕损破者数万段”可见当时军需规划者及于军士之雨衣、行军之帐幕。欧洲几个世纪之后尚无此等体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入12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日的世界里无出其右，即较之20世纪中国内地的口岸，也无逊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国之拱桥、建筑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舱、航海所用的指南针、船舰之装踏水轮、使用的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之技术，和极可能存在的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此二者之图解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现。自此之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里号为“积弱”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水利为根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水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称他们“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玻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看来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的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率上作实质的改进。其原因诚有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马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税，这样的设施，开始于产业革命尚未展开，国民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为本书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有。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强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进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处。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深奥，尤其不能因物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具地方性。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种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强了“父系威权”（patriarchial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g.creel）所谓“诗的公平”（poeticjustice）。两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管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身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操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点。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说“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配。“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而为皇帝所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春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力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交与若干农户，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互责（g肉p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交兵时，又常失败。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点。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并不是240万匹绢即可和对方10万精兵对比。如果雨衣和帐幕集中到万计，其后勤设备必须同样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头重脚轻，在战场上成为行动的赘疣。反不如契丹之辽、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就地取粮，其内在的成分愈简单，人员与补给愈易一元化，其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愈为接近，则补给线亦越短，动员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发挥。
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本来在1000年以前，中国的文物已凌驾西欧之上，更较日本刚在各处成立武士团“源平合战”尚未展开之前突出远甚。只是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赵光义攻击契丹已遭三次失败，至真宗赵恒，则订下向契丹纳岁币的先例。神宗赵顼变法图强，仍敌不过西夏，至徽宗赵佶有“靖康耻”国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虏，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种方式固然对一般人民不利，长时间内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为抽税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处发生短缺，南宋纸币贬值，士气颓废，也都基于同样原因。
本书以上数章曾提到，西欧的国王在社会变化时无力抽税，产生财政上的危机。彼方人士很难想象，中国皇帝抽税的权力过强过厚，也非他个人之福。从这些事迹上我们看出，现代之金融经济，有如自来水和煤气，一定要严密地封闭，保存其一定的压力，才能在开闭出纳之间操纵目如。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暧昧不明，等于水压或气压过低，其流转必至不畅，于是无从使国家现代化，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这些技术上的原因。他们也无从放弃以熟读诗书的官僚，及星罗密布管理亿万农民之体制。商人和金融经济也始终未掌握庞大实力，强迫政府接受适合他们事业的法规。于是他们总以为王安石是坏人，新法之不行，总可以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宋代理学兴起，以上的情形构成背景条件之一。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出任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抃接近，受其推荐。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颢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逐放，程颐则系与苏轼意见不合亦遭外放，死后甚至被夺官。张载则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而称疾归。朱熹综合诸人见解，见称于南宋。他首先主张北伐，与朝议不合，以后又反对北伐，更与韩侘胄的政策相违，落职罢祠。陆九渊也被监察官弹劾。他们在传统的官僚政府里，表现出一种反对派的姿态。我们可以说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己，本身内向，著重主静、主敬和慎独，提倡“人欲”与“无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1279年宋亡，继起的元朝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之外，又要对付中亚腹地和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以保全一个中国式“天子”的职位。他一方面确有将属下人民予以“超国籍”（super-national）处置的抱负，可是在实际政治上存在各项对人种的歧视。他的财政税收也缺之系统，尤以南北之不同最为显著，如元史食贷志所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也就是南北采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继承人缺乏对国事的全盘决策，可以视作元朝虽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统一中国，才将整个制度重新规定。可是这时的决策不再是扩张和开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敛。朱元璋自己是贫农出身，他彻底看穿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财政税收的基础，整个国家追随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规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论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为全国标准，注重均平。他又实行恐怖政治，打击高级官僚巨家大族，确定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本位。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可以抄呈“御览”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全国军民不许泛海。政府官员的薪给极尽刻薄，一部分吏员的征派是采无给制。其他衙门里的斗级皂隶，在王安石时即已以钱代役，这时又恢复由民间差派。军队所用弓箭，政府里所有器皿、文具、纸张，也无偿地由农村各单位供应。全国的赋税因之大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来愈多名目繁复的无代价劳役，原则上是由较富裕的家户轮流承担。宋朝采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征兵。但是兵员不由一般民间差派，政府另组“卫所”下级有“军户”亦即世袭不纳税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户口。朱元璋又手订永不征伐的国家15个，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鲜、安南。对外贸易则全部以进贡的名目，由礼部掌管。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节俭。毫无疑问，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视为他对宋朝失败的一种反动。他训谕户部官员时特别强调王安石是坏人，又以“圣谕”概述：“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
仅是以上的举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个人之作风长久影响中国社会体制。在他规划之下，明政府又减轻本身所应管辖有关服务性质的事业。如各省剩余之食粮应配于边军或纳于京师一事，不由政府接办，也不让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纳税人千里运送，国家并不居中统筹，当中不设中继所，没有仓库、银行及接运站，也缺乏医药卫生等各项设备。通常一州一县要承当十多个单位的需要，边区一个军事单位的粮食来源可能来自十来个或二十个不同的县份。因此全国布满了如此错踪重复的输送线。虽说15世纪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通航使实物交纳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当中的会计责任仍落在下级单位。在16世纪很多收支已经用银，至17世纪之后清取明代之，这样的补给制度仍没有改变，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是明清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不仅为世界各国所无，即中国历史里也罕见。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国与唐宋帝国不同，它采取“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可是从商业之发展，交通通讯、银行事业、司法制度之展开，和整个社会之进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财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而且这样的补给制度，计入锱铢，使每项供应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纱一缕，一经制定，极难摆脱。事实上，其基本设计沿用到本世纪。
明清之间一脉相承的组织与结构，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员与物资，而依赖一种半永久性的预算，保持各省区与地方单位间的对称与均衡。又注重以科举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的流动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质量的改进。政府用不着以特殊的手段歧视商人和商业利益。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经验，我们知道商业资本之存积必须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积极维持，否则信用无法展开，服务性质的事业无从着手，纵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个人的富裕与一家的兴旺不能构成任何社会制度。一个商行缺乏与他交易的对手，资金无法周转，经理人才依赖血缘关系，则其经营将无从展开扩大。
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影响所及，尤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之伤害，至今还是一个专家争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入中国，这种运动就不可能对中国没有裨益。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道之兴建、电信之敷设、实业如汉冶萍公司及轮船招商局之开创，必难在短期间成为事实，更用不着提及现代都市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而经由商业交易的接触，存积资本可能只是外人专利，中国人丝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之其润泽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与治外法权，即是在当中设立绝缘地带的一种办法。如果双方的体制经过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伦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种现代的优势组织。双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和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先感觉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一位出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指斥。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之启蒙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义行动与之稍微类似）。
此中很多事迹只因时过境迁，今日有了更长久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将其中因果关系一语道破。如太平天国初起时，容纳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摸fcon.science）摆在中国的农村里，就不免张冠李戴，其尴尬局面反给曾国藩一个机会去增强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体制。过去曾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德太后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并非因籍之以富国强兵；而是君临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问题不在皇帝之决心，而在君主制度。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自愿牺牲，他已经看清中国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围极广，历时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标榜其必然性。这些事迹都只表彰着新旧之间距离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与摆布尚未涉及大问题的本身，看来也只算展开序幕。
如果我们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重新检阅这段历史，固然可以觉察当中无数值得批评攻击的举动。例如鸦片战争时，道光帝曾令扬威将军奕经收复宁波。当日主将去前线90英里，奕经之幕僚大部分无军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这群文人以竞赛的方式，预草胜利之露布，却不作敌情判断，以至进兵时主力驱入英军铺设的地雷区，部队伤亡近千人，而英军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道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管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点。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处截挪而来，非出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处，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处的拨款。来银或四处均分或一处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器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部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部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处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体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性”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经系统与全身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强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粗枝大叶地处理历史，或精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高警觉，就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
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出各种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种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种迹象看来，这种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满意，而是指出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抽税为基础的体制，因之规模初具，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换，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深，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感。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强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
霍布斯认为，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将恢复到初民状态。初民状态中，公众的权力尚未展开，既无政府亦无法律；既无法治，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战的条件之下，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他说：“在此条件之下将不能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毫无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及运输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危险中。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这段前已提及见第五章注[24]）
作者著书时着重文字结构的紧凑，叙述不免过激。他未能预料中国就因为传统的忠恕之道和新时代的爱国精神，仍旧在一个时间内勉强存在，并没有完全土崩瓦解，沦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既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连孙文也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则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状态不远。同时在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亲历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何以中国在1980年和1920年间有此巨大的区别？因为“巨灵”已在我们眼前出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自宋太祖赵匡胤企图集绢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业体制，将统领华立罗判死刑，迄至最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国家与朝代的成败兴亡，可是他们最后趋向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则始终如一。即是有些大陈性格的国家将互相交换的原则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局势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将最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予以固定。除非中国仍然拒绝与外界的潮流汇合，我们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论断。
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动员之现代战争中成为有效的指导力量。况且法国籍着革命产生的新兴力量去应付对外战争，俄国则因为对外战争无法结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况下，无法由专制皇权突然改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伦斯基个人品德无关。
利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当时情形，非独列宁。而且平心而论，前述孟什维克的见解尚比列宁的观点更近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论。列宁是否革命天才，仍系历史家个人之意见。但是他与其他同时人物比较，确是视界较宽。但其所见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预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崩溃在即），我们可以从他传记中看出，他间常也难免悲观消极。而若从他的整个言论看来，即可以体会他的革命哲学等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沦”（teleological）的布局。因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无侵略剥削与奴役，有如天堂获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不论手段。而且列宁的行动非常实际。俄国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数民族久已不满于帝俄的统治，这两点群众意识之所在，他都尽量掌握。他曾说：
我们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纵是所见不同，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众的意向。当农民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导师，它会表彰谁是正确。让农民在那一端解决此问题，我们在这一端解决此问题吧。此问题由我们之志趣而解决或是因社会革命党所订计划之志趣而解决，无关宏旨。农民必须坚决的被保证村庄里不再有地主，这才是重点所在。让农民解决所有问题，让他们策划他们的生活吧。
今日已事去70年，历史有了更长的发展，我们可以离开政坛意识，站在纯技术之立场，将全局重新检讨。
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详第五章）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伦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没有因为事后看来他们的举措不合时宜即预先销声敛迹。他们仍展开了一连串奋斗。1917年3月至11月8个月之间，因为他们之措施，有时尚是无可奈何，引导着列宁和共产党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即和临时政府意见相左，各党派之间也有无数争执。经过一段纷乱之后，5月间协议成功，由苏维埃的领袖人物加入政府，克伦斯基为军政部长，也是主要的领导人物。
当时即决定在前线准备总攻击。因为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军队之继续瓦解，并且不能战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获得盟国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导员下达各部队，军队里官兵成立的委员会也开始受检束，克伦斯基本人也巡视前线鼓舞士气，炮兵更给予特别的准备。攻击发动于7月，最初进展顺利，第七军及第十一军俘敌18000人。第八军又再突破奥军防线宽20英里，两天之内也获俘万余。就在此时，德国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俄国部队撤退，溃不成军。7月底前线再度胶着，但俄国已失去原有阵地，士气更为不振。
7月间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骚扰，最初各部队抽调兵员参加总攻击，军士不满，组织示威游行，引起海军士兵和工厂里的赤卫队参加。政党政治不能产生有效的领导力量，则显示出临时政府之无力。7月，宪政民主党因为意见不合，退出政府。一般军民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与曲折，看来总是资产阶级的诡诈阴谋。布尔什维克一向标榜“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其实苏维埃也有各政党参与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与部队中的士兵，临时政府则继承沙皇统治下杜马之传统），于是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tsik）代替临时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与面包”的要求，才能为他们深切了解。可是当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时候，连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亦无法掌握，即苏维埃负责人也感到棘手。“全城为游行示威者所宰割”当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时，在街头突然遭人袭击。水兵还手时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着街头群众和若干建筑物开火。7月16、17两日，街头死伤200人。7月18日恢复风平浪静，兵士还营，街头恢复秩序，然而司法部这时公布一份文件，强调列宁是德国间谍，接受德国津贴，有“人证物证”
事后经过各界的分析，所控诉之事并无确切证据；作证之人，也是来历不明令人怀疑的分子。可是大众都信以为真，于是这一纸文书也就达到预期的功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被查封，列宁恐怕被拘捕，只好潜入地下，躲在芬兰边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为孟什维克，又一度为独立派，最近才从美国回俄，今后也是布尔什维克台柱，亦被监禁。局势平定之后，克伦斯基由军政部长出任内阁总理。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到会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农工商各业，左至苏维埃，右至银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军人。中有大学教授、市政委员等各色各样人物，看来克伦斯基欲给俄国一个再造的机会，但9月上旬即发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kornilov）将军多年活动于俄属中亚腹地，擅长亚洲语言，可能有蒙古血统，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总攻击时，曾在前线立功，克伦斯基拔擢他为俄军总司令。此人缺乏政治头脑，倒是有志从一个职业军人之立场，重整军中风纪。他的主张，譬如将铁道交付军事管理，重新准许在后方执行死刑等，不可能在当日气氛内行得通。他的态度逐渐明显，总司令与总理间的摩擦也逐日公开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国是会议给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9月初他开始调动部队，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结，有肃清苏维埃，强制执行改组临时政府的企图。可是等到他的行动暴露，反叛成为事实的时候，铁路不为他运兵，电报局不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无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一个星期之内，克伦斯基下令在他的总司令部将他拘捕。此人侥幸事后脱身。以后在内战期间领导白军在俄国南部战死。
9月经过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后，克伦斯基除旧布新，重组内阁，自己由总理兼总司令，正式宣布俄罗斯为民国。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开一个“民主会议”民主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不同，会场代表只有政协会议之半，约1200人。资产阶级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门外。苏维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乡镇工会和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的代表。可是讨论如何组织联合政府之时候，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后组织“民国参议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决定退出，托洛茨基业已恢复自由，为当时之发言人，列宁仍在藏匿之中，不断以信件教导他的同志拒绝合作，强调时间业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须以暴力夺取政权。
为什么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要牵扯这些事情？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还没有为人称道。资本主义这名词之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可是从以上事迹看来，难道我们真能相信资产阶级的阴谋和资本家的剥削是逼着革命左转的唯一原因，或甚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们无从作肯定的答复。
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以上所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之事迹，很少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况且我们所勾画的也挂一漏万。可是即使将当中细微末节全部缕举，也只能阐明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想象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夺取冬宫（winterpalace）时并不费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国参议会时，痛骂临时政府，既责备它在帝国主义资本家指使之下延长无意义的战争，又怪它卖国，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给敌人，还高呼一切权力交付苏维埃，土地则给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战的文告。事实上自柯恩尼洛夫事变之后，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在各种选举时，布尔什维克多占优势，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苏维埃中都成为多数党。又有列宁的鼓吹，暴动已是箭在弦上。最后几日，克伦斯基认为责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员在冬宫日夜镇守。而保卫这地方的不过是女兵营、军校学生和少数哥萨克部队，总共不过千余人。布尔什维克部队由水兵及工厂内的赤卫队及芬兰调来的军队组成。水上则由一艘巡洋舰和水雷艇数艘策应。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们占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克伦斯基可以在这时赤手擒获”“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冬宫的墙上有好几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弹没有一颗命中。这一连串的报道，只证明战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时候尚呈现着喜剧之性质”莫斯科的巷战反倒继续了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体葬在红场。陆海军于圣诞节夜里被正式接收，旧的军队已在解体，兵士各自返乡。新组织的红军则在次年出现。所谓十月革命，当日流血不多，大规模的战事还待以后展开。以上事迹证实克劳塞维兹之论战争：有时战局十分剧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义，有时打得并不凶猛，反而关系深远。俄国十月革命近似后者。
克伦斯基在冬宫被攻击之前脱走，企图至前线纠集部队光复首都，可是只有700个哥萨克骑兵听命。其他成千成万部队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领的小部队也被布尔什维克策反。自此克伦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终身未再履俄境。
列宁在11月7日开始露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创。“财政部”所有的1000万卢布，事实上是由革命者以枪杆劫持银行在金库里取出的，即时放在列宁的衣柜间中，但是11月7日无线电广播时，新政府仍称国体问题有待立宪会议解决，兹后不久宣告立即与交战国讲和。土地问题则如前述，废止土地所有权，地产不得买卖，地主也无价偿，只有种地之人准许持有土地，一概不许雇人耕种。这是社会革命党的宗旨，也是各地农民协会之决策。列宁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块的耕种，此时为迁就局势，而予以认可。实际上这也是让厌战的士兵解队回乡，任农民分割地产。至此沙皇体制才算全部解除。过去8个月临时政府之无效，乃因高层人物经常讨论方针与政策，抽象而不实际，下级的希望全未兑现。并且军队已无战斗能力，农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实。列宁此时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交通机构，他们如不大刀阔斧将旧账滥账痛快地报销作废，则无法展开新局面。
可是这是俄罗斯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历史无法因为革面洗心即可重来，很多背景因素无法避免。在中国抗战及革命之最高潮时，犹看到农民拖泥带水地耕田，学龄儿童用毛边纸一笔一画地习字。多少英雄人物抛头颅洒鲜血，仍无法革除社会上的习惯与传统。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国之辛亥革命费力少而光复迅速，可是事后看来，推翻专制皇权，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国既为横跨欧亚，包含亿万生灵之泱泱大国，也绝不能因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筑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国社会组织原则既已宣告全部作废，在所有人都能与他人作战的条件下，也只有促成一个巨灵型政府之出现。
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sovnarcom）迁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改名共产党。从此以迄最近戈尔巴乔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开放（glasnost），仍表现着十月革命之尾声在70年后仍未完全结束。检讨此中事迹，似属本书题材之外。可是我们如不挂一漏万地作一段极简单的分析，则无法交代何以列宁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谓资本主义已至穷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冲突仍未获得定局。也只有在检阅这段史迹之余，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些名词在实践上的意义。
列宁的宪法会议于1918年初召开，选出的议员以反对党的为多，可是刚一开会，即由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理由为宪法会议“掩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实际上俄国此时尚谈不上代议政治，我们有民国初年的立宪与约法的经验，可以想见此中状况。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为与德奥缔和，只是不能战也不能和。德军就趁着这机会以大军压境，一路势如破竹。苏维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赔款，最后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签定“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约”俄罗斯退出波罗的海，放弃波兰及白俄罗斯，承认芬兰与乌克兰独立，事实上任之为德国的保护国。又割让了高加索一部分与土耳其。以上地域内有沙皇所辖人口的13，帝国所产铁80％、煤90％，丧权辱国之程度为现代史中所未有。事实上这时德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有意摧毁苏维埃政府，柏林则以为任之存在可使俄国力量衰弱，反为德国之福。因之布尔什维克才有喘息的机会。8个月之后，德国亦告垮台，和约无效。
俄国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国干涉。他们都以防备援俄军火落入德国手中为由，派兵占领重要港口。英国驻兵于白海及黑海沿岸，日本登陆海参威。美国和法国也步两国后尘，苏维埃政府已有和他们发生冲突的情势，随着内战也因之展开。
白军之组成主要有两个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滨及顿河（don）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伦斯基治下之高级将领，在乌克兰独立时逃至此间。其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哥萨克并非人种的称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种特殊制度的产物。他们在国防前线组织屯田狩猎的部落，各自推举首领，以兵员勤王事代替纳税，政府也不问其内部事）。另一个白军区域在西伯利亚。1918年初有捷克战俘约35000人拟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远东及海道，参加欧洲西线的战事，这些战俘在途中发难，以后更陆续招引其他反共部队加入。其他两个白军次要地区为白海沿岸，英军占领之处，和西部迄波罗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区域之外，东南西三方面的白军防线可以连成一线，红军始终采取中央作战的方式。
苏维埃政府虽系一党专政，最初仍承认其他党派的存在。内战期间，后者在白军防线内组织反共政府，自是苏维埃政府除容许极少数他党人士公开只有宣传性质之活动外，实际已封禁其他党派。
红军最初由沙皇统治下的拉脱维亚（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家之一）部队为核心组成。当日托洛茨基将各种败将残兵收编并合，使之成为劲旅，也可以说整个红军出于他的苦心孤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说及尼古拉二世迄克伦斯基主政的几个月，人人厌战，布尔什维克更积极从事各种反战宣传，又签订对德和约，可是又能使怯于御侮边疆的军人勇于内战，初看甚为矛盾。这当中有好几个被忽略的因素。
红军的组成及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出于被动，最初由防备德奥军进犯而发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军队里的军官自动加入。他们参加时以为新军只用于对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调遣而无法自主。以后托洛茨基也强迫征调，以家属为人质及派遣政治指导员下部队的各种办法来管束。职业军人又无其他技艺自存，也只好就范。因此红军在指挥系统上保全了帝俄的军事传统。初创的几个月内，即有8000前朝的军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两年内战期间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间内红军也征用沙皇军队里的下士官215000人，内中朱可夫（geor-gizhukov）即由此出头而在二次大战中因战功而升元帅。至于列兵，当初也纯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万兵员，此时重新招募仅5％或甚至只3％的人数，当然不至过于困难。征兵开始于1918年5月，当中也有无数反抗叛变逃亡及归顺于白军的事情，有人甚至说红军是一只漏水之篮筐。可是1918年初部队刚成立时，只招兵10万人，迄至年底，其总数仍不过50万至70万之间。内战结束前夕，据称总兵力近乎300万。与之相较，白军因所在地区供应困难，行李辎重特多，战斗兵员总数始终未逾25万。
第一次大战期间，沙皇曾供应900万人以上的军需，内战期间工厂矿场大致都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手中，因之供应问题更今非昔比。帝俄时代曾制造及掌握步枪1100万支、机关枪76000挺、野炮17000门。据估计当中5％至10％流入苏维埃政府手中。白军所在区域一般无军需工业，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结局有如今日很多类似场合下的情形。供给者埋怨资财白耗；受者谓言辞上的慷慨多于实际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战场，英国称曾供给白军步枪198000支、机关枪6200挺、野炮1100余门、战车60辆、飞机168架，又有大量服装。而实际上除了战车飞机由英军驾驶外，其他供应一来太迟，也未及时教导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于白军“只有心理功效”
内战的作战方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骑兵较炮兵重要，双方火力低，部队流动性大，因之逃兵多，较第一次大战之死伤率低。又因是本国作战，引起后方无数非正规行动。一般白军素质较高，曾发动五次大规模攻势。当日之观念，以为苏维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压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闻风瓦解。其实列宁之政府占据俄罗斯腹心地带，地广人多，战线暂时后撤，无关大局，只要保障内部不生问题，终可以一再突破难关。反面则白军各路战线相去太远，无法协同动作。同盟军虽干预战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国着眼于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虽援助白军，而无意使俄方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法国则希望一个强大的俄国出现，足以牵制德国。日本觊觎东亚领土，美国旨在监视日本。是以列强既无共通的作战目的，也难发生干预的实际功效。
布尔什维克之反战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约至1918年初之后，其征兵征粮已逐渐引起反感。可是红军方面如是，白军亦无更好的对策。而且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除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外，缺乏鲜明的政治目标，更没有有力的领导人物。苏维埃利用特务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个引起注意的话题。专家承认其对防止反叛与内乱确有功效。但俄国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兹后成了苏共之传统，这一点下节还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军之进展达到最高潮。此后红军的攻势开始展开，白军一蹶不振，最高指挥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迹海外。除了俄军在1920年春夏与波兰军在国界一度作拉锯战外，内战已至尾声。1920年年底，扫荡战结束之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额手称庆，全国底定。
俄国投入欧战两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个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继续三年内战，这当中的意义还没有为中外读者透彻了解。只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才能体会到苏联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产生，而系由三年内战而产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体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现代的代议政治，代之以一党专政。然则这一党专政的模型与尺度全无着落。列宁于1918年初迁居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明确合理的蓝图，预筹日后的局面；多方面还是东扯西凑，因时就势。而且严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经营，还是承袭上述7年的战时体制。否则今日70年后的改组开放就无法自圆其说。
列宁于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共产代表大会宣布“新经济政策”（nep），此时距二月革命正好4周年。他称这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nationalcapitalism）。新的经济政策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warcommunism），将农业生产和小规模工业生产交由私人经营。大规模工业、运输事业及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风前教导共产党员，去“学习贸易”他说：“我们在集体农场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体农场不是今日之决策。”
列宁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指斥斯大林为人粗暴，集权于一身，应当迫使去职。这些证据可以明了日后斯大林之种种政策都与列宁之旨意相违。
其实列宁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适的继承人。据称列宁曾说：“他（斯大林）抄袭了我的毛病。”举凡斯大林日后所作所为，如特务政治，残杀政治犯，和敌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独裁，都有列宁之先例在前。列宁早已讲明，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进入共产主义前之一个“转变阶段”需要“很多年”、“很长久”可是始终没有标明确切时间。况且他又鼓吹“社会主义不复为一个遥远时间的问题”那么资产阶级的革命既能在八个月内完成其在历史上的任务（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间的八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有时将历史的发展作“望远镜的缩短”），则一个转变阶段经过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过短了。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即于1924年放弃国际共产的重点，提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表面上似乎与列宁的思想相反。可是专家细读列宁的文件，则觉得这种趋向，列宁早已有之，斯大林不过在局势明朗后，确切的付诸实施而已。
还有一个在以上理论之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则是苏共因内战才能决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预见的。一位哈佛大学的专家曾说：
我们已经看出布尔什维克因为夺取政权及保持政权，让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一般的顾忌逐渐消失。在现下三年和内外强敌作战之余，这种发展不仅持续，而且只有增强，更扩张到政治之外，及于社会生活之任何部门。那被包围的心理状态，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
尚不止此。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内战结束后驻留于共产党内的只有此中半数，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经济政策，组织集体农场之前夕，据称只有8000人。而共产党在内战后期1919至1921年间，党员数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数为红军军人。至1928年初，党员数目已逾130万。可见得在革命的过程中，其上级所操纵的机构业已变质。当初一个反战、反侵略、带国际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义的集团，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条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等所控制的不过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机构。新政府之权力，还是要经过内战，才有效地下达于各村镇。只有争取粮食、抽派兵丁，乡村的人口才切实地感觉到苏维埃政权力量之所在。“军队之成功，通常倚靠于他们进出于出产食品丰富之边区时，自身之作为。”恐怖政策无疑的使人们对苏维埃印象更为深刻。1919年苏维埃政府设立了7500个集中营，另有21700所监狱。经过内战，各地方下层苏维埃的权力，由集议政体的单位移到行政单位，而且渐与上层的机构结成一个行政网，失去过去独立自主的性格，这种发展务必要和十月革命时全部纪律消散的情形比较，才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松紧政策中制造日后苏联体制的经过。哥萨克区域及其享有特权的事实，已历几个世纪，经过内战，终告解散取消。内战期间，苏维埃政府所处的心腹地带，也正是“大俄罗斯”（greatrussia）所辖区域。主要的会战既有下落，其他边区远处少数民族的地区就等于瓜熟蒂落，所谓自决，也只不过是口头禅，实际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辐射，红军成为各地组织苏维埃的主宰。
总之，共产党之编成与发韧与军事行动相始终。它继续了沙皇统治下的军事传统，也掌握了中枢的地盘。三年之内党员也曾遭到无数险阻艰辛，他们各人的事业成功也无不与内战有关，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学吻合，因为彼此都沉潜于军事思想与军事纪律之间。
反面而言，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义”它没有预定的计划，只不过是仓皇应付非常状态的各种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过是起于动员时的群众心理，由痛恨资本家，推广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针则是由国家主持所有生产，并由中枢分配。因此大至工厂、矿场，小至房舍、金银、首饰、器皿，无不可以征收。“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众浴室”、“自供应面包至蘑菇”企图全部由国家主持。积习既久，则索性由武装部队进入村庄，挨户搜索，除了农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余粮食一概拿走，并且主张停用货币。
战时共产主义引起生产剧烈降低及停顿和经济脱节，不足为奇。这时候大城市的人口减少13，工人的生产率只有欧战爆发前的14。农业生产也降低约40％。而奇迹是，在各种饥寒交迫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尚能供应红军，并且使之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由国家所征集的烟草，全部交与红军，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后两年内，每年由政府分发红军靴鞋，约500万双，而只有200万双给约6000万人民。由内战引导出来的军需问题固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在战时已经由共产党发动对本身的各种整肃，可是共产党铁石心肠的纪律仍是不可抹杀，即批评者也不加以否认。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觉得以之作背景，不难用以解释日后苏联之体制。自帝俄1914年参加欧战，全部发展都是空前的特殊。这当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着苏维埃的理论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适履的解释来与马克思的一般原则符合。并且从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来看，即辩论实况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衔接也是多余。因为我们可以完全放弃两者之间的理论，另从17世纪霍布斯的学说和20世纪凯恩斯（lordjohnmaynardkeynes）的学说，更容易将苏联的问题解释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
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可谓将沙皇体制彻底推翻。如果此时这国家还没有进入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阶段，事实上也相去不远。当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开火，大城市里面包供应不及的时候，已经象征法制完全解散，除旧布新，一切都待重来。根据霍布斯的观察，在这关头亟要推举一个“国家最高主权”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符合所说的宗旨。
我们务必看清楚：霍布斯书中很多辞语都以集体性（collec-tive）和象征式（figurative）的方法着笔。他的国家最高主权人（sovereign）可为一人，也可以为很多人，或是一个团体。他所谓推举，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选出，国家最高主权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举这最高主权人的用场，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凝结为单一的意向”
列宁所揭橥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当然占俄国人口之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意向不容易征集。俄国民智未开，人民浑浑噩噩。农民以分得地主的几亩田为满足。即是工厂里的工人，如果让他们各行所是，他们也未必衷心于工会运动，只要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即已达到目的，不会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产党员，眼光远大，又不计较本身利害，才能成为革命的先锋，不致陷革命于沼泽（列宁实际使用marsh这个字）。本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觉得治下人民只顾目下利害，无长远打算，已经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也有同样的优越感。这种情况也有似卢梭（rousseau）所说，社会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will）。共同意志并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总和，它有集体性，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所以又必待贤哲如卢梭者才能从中发现。这些旁证说法，可以解释列宁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致下的纪律才能掌握。这些说法都不曾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书中说起国家最高主权人有权宣战讲和，只有他（他们）明了怎样才符合公众利益。所以谁是友国、谁是敌国、军队如何编组、如何补给，全由国家最高主权人决定。这种说法施用于20世纪，可以推而广之，支持布尔什维克夺权以来一切作为，也可使列宁和斯大林摆脱生前死后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认为国家主权人不可能做坏事，前已言之（见第五章，他唯一失职之处，乃是不能保护人民）。巨灵曾说起：“他不可能伤害任何下属，下属的人也不当指斥他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在此我们可以想象霍布斯有时候将他笔下的国家最高主权人形容成有如列宁笔下之职业的革命家，说成一个一尘不染的透明体。他（他们）都只照顾公众之利害，没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国在20世纪初期和英国在17世纪中期一样，高层的高尚理想无法灌输到下层社会里，于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宁之施行特务政治与恐怖政策，亦与霍布斯的意见相似。巨灵里有言，最高主权人以赏罚作为推进政策的工具，可以执行体罚，可以在现行成文法不及之处施恩处刑，由他自订办法。这种说法与英国传统里“内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的观念也不相违。所以当列宁等人尚为“巨灵”的时候，倒也与中国更换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与作风可以上溯韩非与李斯。
可是苏联之体制及其登场，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书之要点，至此而止。霍布斯认为人之富贵贫贱由于天命，所以有赞助资本主义的趋向。他虽接近无神论，仍主张以基督教为国家笼络人心的工具。列宁是共产党，他对国家没有真实的信念。我们企望认识苏联的现代性格时，尤其了解斯大林的筹谋时，还是先看清凯恩斯男爵的一段说明为宜。
斯大林这个“现象”曾给历史家不少麻烦。他在1924年列宁死后，以朋党勾结的方式夺权，放逐托洛茨基。新经济政策已使经济复苏，他反其道而行，强迫将民间田地归并为集体农场，无数富农（kulaks）被枪杀，家属被放逐。有些村庄内15％的农民被称为富农。村民因不甘心家产被夺，于是焚烧谷物，宰杀牲口，捣毁农具。1928年苏联原有马3200万匹，至1934年只剩1150万匹。集体农场之改组于该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间的清党运动，更是骇人听闻。他曾使高级布尔什维克在公开讯问时承认通敌卖国，有些外国新闻记者怀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剂。也有人怀疑被告在秘密审讯时，已受精神挫伤使他们自愿与审判官合作，以保证家属安全。列宁所创的政治局（politburo）是党政最高机关，其中所有委员被斯大林一网打尽。初期共产党之中央委员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幸免。托洛茨基则在墨西哥被谋杀。红军元帅5人中之3人，上将4人中之3人，中将全部12人均处死。至于中级人物、民间领袖，被清算者更无法确定。见于文件的则经常有一万人或数千人成批被屠杀。据此估计其全数，当在70万至百万人之间。监禁于牢狱及各集中营者，可能逾700万或甚至超过1000万。当时苏联人口据估计为1亿7000万或1亿8000万，也就是说可能有5％陷于缧绁。
清算“人民公敌”运动，发起于第二次大战前数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进占莱茵。第三国际（comintern）的各项活动毫无用场，苏联五年计划虽有成就，但基础未稳，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创建，树敌多而缺乏安全感。这种解释好像为斯大林脱罪，难能澄清视听。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如前人一样写下一些“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字句，也不见得于事实有补。而且如此交代，历史家亦未尽到他自己阐释事迹之职责。
英国之卡尔（e.h.carr）教授，是研究共产主义及运动的专家。他的苏联史（historyofsovietrussia）筹备着笔30年，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公认为英文中对此题目发挥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视斯大林为一种现象，不为之感情冲动，甚至不追究其人身关系。作者指出一个落伍的国家发动革命后的举止艰难（因为背景上凡事落伍，军事行动之后，一切规划就要立即赶上时代）。卡尔说：“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样明显地是他们生存之时间与地点的产物。”这样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个有机体，它既为巨灵，业已打开局面，则要继续求生存。它的经验不是每个人的人身经验.而是在一次大战甲丧失三四百万人命，以后又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件，四国干涉，和三年内战的集体经验。斯大林一再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迎头赶上.否则只有被他们压碎。”从这观点出发，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
斯大林尚不止于清党及强迫构成集体农场。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针锋毕露的时候，尚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瓜分波兰。战事始开，他继续以物资援德，将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海军基地供德国潜水艇使用。德军每一胜利，他都致电向希特勒庆贺。甚至有一说他愿意参加三国（防共？）协定。邱吉尔是一个长期防俄反共的台柱，为什么他会在1940年遣派亲苏的工党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驻俄大使，并且在苏联被德军侵犯的时候立即主动援苏？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与言谈看出。邱吉尔说：“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语，包在一个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个解答，这解答即是俄国国家之利益。”邱吉尔能了解苏联，因为他自己也一直记挂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计小嫌。这些资料使我们看清，凡事包含一种群众运动，是好是坏不说，其中必有逻辑。读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赞成与反对之前，先必看清其逻辑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头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出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办法，使国民经济受政府干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具，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出现为一种专制独裁的体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
卡尔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统下实施。他提纲挚领地说凯恩斯的设计也是一种干预的政策。因为由私人个人之节省，不一定能扩充资本，有时反会损坏国民经济。我们体会传统中国之富家，将金银制成器皿，又埋窖于地下，实际将一部财富不用于投资，反而逐放于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难了解此中意义。凯恩斯主张除了私人自动节省，单独牟利之外，也可以透过国家机构，以财政政策造成“社团之节省”再之则是“投资全面社会化”这种种办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业。
演讲者之目的，在阐述英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若干经济措施亦包含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与苏联之计划经济没有基本的区别。他的言论我们无法全盘接受。英国战时和复员政策已由卡尔教授解释，我们无妨称之为“双重预算”政府除编制传统预算规划本身开支外，又用分配资源、调整货币、管制物价等等办法，使民间经济之人力物力在它领导下，以量入为出的方式达成有计划的交接收受，总之使之在大范围中成为一种较为疏松、较为非正式的预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间经济单位不是重点，即工党政策如此.也只是暂时政策。苏联之五年计划，可谓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资全面社会化”可是苏联政治领导力量与经济管制力量凝合为一，管制的衙门也兼有执行的权力，所有生产和分配纵使不全由政府领辖，也通过税收和强迫价买的办法受其掌握。当然，造成这种制度，俄国人民付出了绝大代价。五年计划实施之日，半数以上农户在五个月内归并于集体农场，有些地方因此而产生饥谨。因此，才造成广大的农场、农业机械化、劳动者领工资、政府全年以低价收买粮食，而以这节省下来的财富和剩余的人力扩展工业。
然而卡尔教授的分析也给我们另一种了解。苏联的体制，由战时处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高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这种体制迄今没有重大变更。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难2000万，占其人口10％弱。而战争破坏程度之深，则甚于战败国。战后复兴未已，即致力于冷战，一意扩张势力范围，与美国作正面的军备竞争，又花费很多财政预算与经济的力量作提高声望的事业，如太空探索。最近这种过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带战时意味的经济组织不能持续，才逐渐暴露。起先有西方学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宫亦自发检讨。
溯本归源，当日斯大林建造现有体制的时候，包含着三个重点：一、不惜人民付出代价，二、飞速完成，三、与国防密切联系。所以极力地投资于能源、钢铁与机床。发电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体农场平均6万英亩至8万英亩，最大的至48万英亩。所以自始就造成一个庞大而粗线条的结构。其重点如是显明，其低层机构必被忽视，更无从使之绵密细致。最近与戈尔巴乔夫接近的一位经济学家著书声称，根据他本身经验，迟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庄，无电器、交通工具、道路，邻村才有一家商店，每周开门两次，所售唯糖与盐，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实在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参加集体农场所得工资不敷劳动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而纯靠私田为生。作者并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农产品供应不继的报道仍然甚嚣尘上，往来于西伯利亚铁路间的旅客，抱怨沿途无物可购，而且最近描述苏联经济危机的书刊也指出政府财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费品，人民有钱无处花，只好存于银行，于是信用才为政府挪用，则可见纵有改善，仍只修正枝节，尚未动摇根本。我们可以想见，钢铁厂继续增加其钢铁生产，能源又用以增强其能源，机床又用以产生机床，最后则制造大批战车飞弹、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苏联刻下生产量超过1950年全世界生产量总和，究其实，俄国人民并未受其实惠。
难道所有苏联领袖都坐视如此的成果为当然，而不知改弦更张？专家公认过去曾有好几次尝试，赫鲁晓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时间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实质上的增进，可是这样的改进有周期性，不久，功效达到某种程度，改革也停顿，于是又恢复原状。这当中也有些特殊的技术原因，例如在中亚腹地开垦耕地，无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将拖拉机交集体农场接收，不曾将保养修理的单位同时下放，不久就损害频仍。然则最大的障碍，还是出于人事与制度。总而言之，就是与苏联之体制有关。
这些体制上的障碍，如政治上中央集权过甚，缺乏民主精神（苏联学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产者和经理者缺乏适当的鼓励，头重脚轻，积刁难改，官僚营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儿为例），早已经常被提及，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批评一般俄国人只畏强权，不顾法律。其指责既如是层出不穷，则后面必有技术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综结乃由于私人财产权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装饰门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强权。
本书无意以“褒贬”亦即以道德上的名义互相标榜。况且中国传统的朝代，向来为官僚主义之渊薮，我们即要攻击官僚主义，也无需顾左右而言他。研究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历史上和非人身关系上的动机旨在将俄国现代化，与各国之维新与所谓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无异。这种组织与运动纯靠将低层机构里各种因素，造成一种统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于是农业的生产与分配才能与工商业交流，然后全国的经济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盘使用。列宁与斯大林并未全部违背这些原则，否则他们无从使俄国除旧布新抵抗强敌，获得英美支持。但是他们以战时动员之作风所定互相交换的方针，以大单位在短期间对国家之贡献为准则，不以个人的私人财产，包括其劳动力之价值为依归，沿用至今，工资与价格全由官僚按他们的业务方便决定，无需通过内在的公平。况且“民主集中”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权，缺乏民主，无适当之鼓励，头重脚轻、积习难移、营私舞弊，虽说变态多端，而其后面的总原因无法脱离由官方指派之交换方式，这种交换方式限制了生产，因为工资抵不过农工所付出的劳力，所以劳动者只有越做越穷，于是索性不做。俄国大量的人力与资源不能作最高度的发挥，肇因于此。
以上苏联体制，在学理上无法被承认为实施共产主义，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也需附带加入保留的条件。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卡尔教授所解释的凯恩斯经济，因其能导致全部人民就业，即符合此种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财产权，包括工人劳动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谓已实行社会主义，也容易产生误会。本书成稿之日，适值报载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受戈尔巴乔夫方案，准许农民获得私有土地使用权，延长其使用时间，并可以世袭。而且计划中其他改革将容许农民组织小规模农场独立经营，自行发卖其产品，至此也算逐渐走上确定私人财产权之初步。我们与其说苏联之改组与开放为成熟之社会主义，不如说他是将战时体制改为平时体制，开始正规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同样承认各人之劳力为其最基本的人身财产，详第五章。要是连这样的财产权也缺乏保障，我们无法称之为何种主义，只好视其为战时体制）。
很多专家刻下正在议论这种重建与开放前途仍是障碍重重。对西方的国家，这样的发展包括绝好的机缘，也潜伏着实际的危机。揣测未来事项，不是历史家的本分。况且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深奥复杂的问题，除非学有专长，不当随便置喙。我们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只能指出，要了解苏联今日的重建与开放，至少需将其背景前推约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们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顾虑着核子战争的危险时，才有道义上的力量，主张东西两方都不含旧恶，才可以在群众运动的积极性中，和本节所叙曲折之事迹中寻求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总之将一个横跨欧亚，纵长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种语言与文化的国家，从旧型农业管制之方式进为新型商业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轻而易举，如以暴力主持，仓卒为之，必更增加当中的苦难，只有使人民更为遭殃。无论苏联今后的出处如何，我们刻下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行止在内，已使我们对很多常用语辞，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种组织的变态和一种运动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种体制为正宗？其间牵涉过多，容下一章作结论时道及。此时我们检阅这一段历史，当前的收获即是以上的经验，可以辅助我们对中国长期革命的观察和了解。
中国的长期革命
鸦片战争迄今已一个半世纪，即是光绪帝的百日维新，转瞬间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实为讨论的重心，则虽十部本书篇幅的巨著，也难将其中关键交代清楚。然则当我们考虑中国命运荆棘改造艰难的总原因，则本书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资料。与之相较，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从这主题上发挥，不难将百年来的历史高度压缩成一般读者与专家通能共同研讨的一种大纲。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波dy）。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简化历史的情况下，纵然将这段事迹大力删略，也不会产生实质的差异。军阀混战的情形亦复如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军事力量，唯其如此，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各军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营私和贩卖鸦片，其下层结构中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换的局面，例如孙传芳的一个团长不能与张宗昌的团长对调。此外其士兵既是雇佣而来，军官间的团结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内外的绝大压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瑞想当时的社会状态。纵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战争，纵使遗忘了岑春煊、倪嗣冲诸人的名字，也无妨于大范围内了解历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锟贿选或张勋复辟，仍不会对历史的了解发生无可补救的缺陷。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加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不久之前有一个例子：伊朗国王巴列维（rezashahpahlevi）有意将卖石油赚得的钱支持国家现代化。他曾不断创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飞机场、规划现代军队，甚至因而产生了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只是种种设施未能与内地乡间的经济交流，而他的行动亦与传统习惯相违，引起人民反对，他只好加强特务政治，以后更发展到全国造反，曾受他裨益的军队与年轻人也随着众叛亲离，情愿回归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去。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及他的业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类似情形。亦即当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层结构的位置。在同样眼光下，不少写历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点，气愤满胸，也随着外界的作家将前清的君臣一律指为“故步自封”在铺陈现代政治时，不分畛域的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一切问题的解释。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除非客观的条件已成熟，除非其财政措施已近于商业化趋向，否则改造必相当艰难。旧体制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之际，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颠倒的事态。有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我们在分析中国长期革命的时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创业者赵匡胤是一位高级将领。他即位后，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反倒经常临幸造船务、督导水战、观炮车碾碨、亲黜医官艺之不精者，各项活动前后不绝。可见他较重视科技，而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他又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即可以消灭对方的精兵。这也无非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展开而为军事力量。因之朝代开创以来，即治坑矿、铸缗钱、组织茶盐开中，酒曲官卖，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也随着突飞猛进。宋史称，宋太宗时（976－997年）“油衣峦幕损破者数万段”可见当时军需规划者及于军士之雨衣、行军之帐幕。欧洲几个世纪之后尚无此等体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入12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日的世界里无出其右，即较之20世纪中国内地的口岸，也无逊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国之拱桥、建筑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舱、航海所用的指南针、船舰之装踏水轮、使用的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之技术，和极可能存在的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此二者之图解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现。自此之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里号为“积弱”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水利为根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水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称他们“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玻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看来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的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率上作实质的改进。其原因诚有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马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税，这样的设施，开始于产业革命尚未展开，国民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为本书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有。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强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进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处。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深奥，尤其不能因物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具地方性。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种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强了“父系威权”（patriarchial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g.creel）所谓“诗的公平”（poeticjustice）。两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管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身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操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点。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说“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配。“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而为皇帝所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春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力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交与若干农户，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互责（g肉p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交兵时，又常失败。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点。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并不是240万匹绢即可和对方10万精兵对比。如果雨衣和帐幕集中到万计，其后勤设备必须同样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头重脚轻，在战场上成为行动的赘疣。反不如契丹之辽、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就地取粮，其内在的成分愈简单，人员与补给愈易一元化，其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愈为接近，则补给线亦越短，动员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发挥。
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本来在1000年以前，中国的文物已凌驾西欧之上，更较日本刚在各处成立武士团“源平合战”尚未展开之前突出远甚。只是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赵光义攻击契丹已遭三次失败，至真宗赵恒，则订下向契丹纳岁币的先例。神宗赵顼变法图强，仍敌不过西夏，至徽宗赵佶有“靖康耻”国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虏，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种方式固然对一般人民不利，长时间内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为抽税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处发生短缺，南宋纸币贬值，士气颓废，也都基于同样原因。
本书以上数章曾提到，西欧的国王在社会变化时无力抽税，产生财政上的危机。彼方人士很难想象，中国皇帝抽税的权力过强过厚，也非他个人之福。从这些事迹上我们看出，现代之金融经济，有如自来水和煤气，一定要严密地封闭，保存其一定的压力，才能在开闭出纳之间操纵目如。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暧昧不明，等于水压或气压过低，其流转必至不畅，于是无从使国家现代化，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这些技术上的原因。他们也无从放弃以熟读诗书的官僚，及星罗密布管理亿万农民之体制。商人和金融经济也始终未掌握庞大实力，强迫政府接受适合他们事业的法规。于是他们总以为王安石是坏人，新法之不行，总可以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宋代理学兴起，以上的情形构成背景条件之一。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出任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抃接近，受其推荐。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颢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逐放，程颐则系与苏轼意见不合亦遭外放，死后甚至被夺官。张载则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而称疾归。朱熹综合诸人见解，见称于南宋。他首先主张北伐，与朝议不合，以后又反对北伐，更与韩侘胄的政策相违，落职罢祠。陆九渊也被监察官弹劾。他们在传统的官僚政府里，表现出一种反对派的姿态。我们可以说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己，本身内向，著重主静、主敬和慎独，提倡“人欲”与“无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1279年宋亡，继起的元朝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之外，又要对付中亚腹地和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以保全一个中国式“天子”的职位。他一方面确有将属下人民予以“超国籍”（super-national）处置的抱负，可是在实际政治上存在各项对人种的歧视。他的财政税收也缺之系统，尤以南北之不同最为显著，如元史食贷志所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也就是南北采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继承人缺乏对国事的全盘决策，可以视作元朝虽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统一中国，才将整个制度重新规定。可是这时的决策不再是扩张和开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敛。朱元璋自己是贫农出身，他彻底看穿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财政税收的基础，整个国家追随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规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论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为全国标准，注重均平。他又实行恐怖政治，打击高级官僚巨家大族，确定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本位。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可以抄呈“御览”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全国军民不许泛海。政府官员的薪给极尽刻薄，一部分吏员的征派是采无给制。其他衙门里的斗级皂隶，在王安石时即已以钱代役，这时又恢复由民间差派。军队所用弓箭，政府里所有器皿、文具、纸张，也无偿地由农村各单位供应。全国的赋税因之大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来愈多名目繁复的无代价劳役，原则上是由较富裕的家户轮流承担。宋朝采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征兵。但是兵员不由一般民间差派，政府另组“卫所”下级有“军户”亦即世袭不纳税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户口。朱元璋又手订永不征伐的国家15个，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鲜、安南。对外贸易则全部以进贡的名目，由礼部掌管。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节俭。毫无疑问，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视为他对宋朝失败的一种反动。他训谕户部官员时特别强调王安石是坏人，又以“圣谕”概述：“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
仅是以上的举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个人之作风长久影响中国社会体制。在他规划之下，明政府又减轻本身所应管辖有关服务性质的事业。如各省剩余之食粮应配于边军或纳于京师一事，不由政府接办，也不让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纳税人千里运送，国家并不居中统筹，当中不设中继所，没有仓库、银行及接运站，也缺乏医药卫生等各项设备。通常一州一县要承当十多个单位的需要，边区一个军事单位的粮食来源可能来自十来个或二十个不同的县份。因此全国布满了如此错踪重复的输送线。虽说15世纪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通航使实物交纳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当中的会计责任仍落在下级单位。在16世纪很多收支已经用银，至17世纪之后清取明代之，这样的补给制度仍没有改变，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是明清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不仅为世界各国所无，即中国历史里也罕见。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国与唐宋帝国不同，它采取“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可是从商业之发展，交通通讯、银行事业、司法制度之展开，和整个社会之进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财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而且这样的补给制度，计入锱铢，使每项供应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纱一缕，一经制定，极难摆脱。事实上，其基本设计沿用到本世纪。
明清之间一脉相承的组织与结构，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员与物资，而依赖一种半永久性的预算，保持各省区与地方单位间的对称与均衡。又注重以科举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的流动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质量的改进。政府用不着以特殊的手段歧视商人和商业利益。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经验，我们知道商业资本之存积必须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积极维持，否则信用无法展开，服务性质的事业无从着手，纵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个人的富裕与一家的兴旺不能构成任何社会制度。一个商行缺乏与他交易的对手，资金无法周转，经理人才依赖血缘关系，则其经营将无从展开扩大。
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影响所及，尤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之伤害，至今还是一个专家争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入中国，这种运动就不可能对中国没有裨益。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道之兴建、电信之敷设、实业如汉冶萍公司及轮船招商局之开创，必难在短期间成为事实，更用不着提及现代都市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而经由商业交易的接触，存积资本可能只是外人专利，中国人丝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之其润泽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与治外法权，即是在当中设立绝缘地带的一种办法。如果双方的体制经过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伦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种现代的优势组织。双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和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先感觉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一位出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指斥。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之启蒙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义行动与之稍微类似）。
此中很多事迹只因时过境迁，今日有了更长久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将其中因果关系一语道破。如太平天国初起时，容纳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摸fcon.science）摆在中国的农村里，就不免张冠李戴，其尴尬局面反给曾国藩一个机会去增强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体制。过去曾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德太后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并非因籍之以富国强兵；而是君临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问题不在皇帝之决心，而在君主制度。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自愿牺牲，他已经看清中国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围极广，历时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标榜其必然性。这些事迹都只表彰着新旧之间距离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与摆布尚未涉及大问题的本身，看来也只算展开序幕。
如果我们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重新检阅这段历史，固然可以觉察当中无数值得批评攻击的举动。例如鸦片战争时，道光帝曾令扬威将军奕经收复宁波。当日主将去前线90英里，奕经之幕僚大部分无军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这群文人以竞赛的方式，预草胜利之露布，却不作敌情判断，以至进兵时主力驱入英军铺设的地雷区，部队伤亡近千人，而英军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道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管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点。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处截挪而来，非出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处，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处的拨款。来银或四处均分或一处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器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部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部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处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体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性”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经系统与全身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强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粗枝大叶地处理历史，或精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高警觉，就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
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出各种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种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种迹象看来，这种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满意，而是指出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抽税为基础的体制，因之规模初具，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换，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深，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感。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强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
霍布斯认为，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将恢复到初民状态。初民状态中，公众的权力尚未展开，既无政府亦无法律；既无法治，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战的条件之下，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他说：“在此条件之下将不能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毫无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及运输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危险中。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这段前已提及见第五章注[24]）
作者著书时着重文字结构的紧凑，叙述不免过激。他未能预料中国就因为传统的忠恕之道和新时代的爱国精神，仍旧在一个时间内勉强存在，并没有完全土崩瓦解，沦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既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连孙文也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则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状态不远。同时在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亲历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何以中国在1980年和1920年间有此巨大的区别？因为“巨灵”已在我们眼前出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自宋太祖赵匡胤企图集绢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业体制，将统领华立罗判死刑，迄至最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国家与朝代的成败兴亡，可是他们最后趋向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则始终如一。即是有些大陈性格的国家将互相交换的原则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局势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将最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予以固定。除非中国仍然拒绝与外界的潮流汇合，我们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