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欲取之必先与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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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三年(1856年)四月,白主奉行所主动要求增加石高考核,要将原本的五千石提升到三万石。
奏章由使番白主奉行并江川英敏呈上后,引起了江户幕府中枢的极大注意。
原因嘛,很简单,增加石高考核显示,“白主在北地不但扎下了脚跟,还居然发展壮大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成绩。
要知道,从 “田沼时代”(1767年-1786年)开始,幕府就有强烈开发虾夷地的意向。但最终都因为计划过于庞大、投入太多和执行起来过于艰难而放弃了。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一次虾夷地大开发好了。
当时是文化四年(1807年)至文政四年(1821年)年间,幕府大张旗鼓,但结局和以前没啥两样,依旧是虎头蛇尾、灰头土脸:
文化三年,扶桑和鲁西亚人在北方开始交兵,双方直到文化十年(1813年)才握手言和。
之后的八年,幕府又在虾夷地苦心经营了一番,但最终因为投入巨大和见效甚微而不得不再次放弃。
据勘定所计算,八年之间,幕府投入了百万两黄金,结果却依然吸收不到多少移民,导致虾夷地还是以渔猎为主,长时间入不敷出,完全看不到回本的希望。——这谁受得了!
再加上北地苦寒,从繁华之所江户来的武士们都不愿意常驻,群情激愤之下都纷纷上书要求调离。
于是幕府顺应人心,放弃了这次开发,也结束了无底洞式的投入。
现在白主申请增加石高考核,殷鉴不远,两者一对比,显而易见,白主奉行所在开发上别有专长。
那白主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点引起了相当多幕臣的关注——不关注不行,虾夷地大开发又开始了,总不能再失败一次吧?再失败,那就真成了扶桑笑柄了。而且现在不比当初,西洋诸国虎视眈眈,再跌跤的话,可未必能有爬起来的机会了。
但不开发又不行,这次是形式所迫,不想干也得干,必须成功,失败的后果过于严重:
北地大开发的诱因是黑船来访导致北地开港——箱馆成了米船的避难港和补给港。
之前,幕府生怕有人借此勾结外人,因此一直控制着扶桑对外交涉的渠道。
所以这次箱馆开港,幕府必须将此地划为直辖地“御领”。
而划成御领后,那就必须开发——一旦让西洋人看到当地破破烂烂的,容易引发轻视,而轻视则容易引发对方的贪婪之心。
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则是北方鲁西亚人的威胁。
虽然嘉永六年(1853年)出现的鲁西亚特使普嘉廷,自嘉永七年正月再未出现,但北方的鲁西亚依旧是幕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普嘉廷可是要求“厘定山川、划分疆界”,这次躲过了,那下次也躲不了啊。
为今之计,只有大力建设北地,将其变成坚实的第一线,牢牢抵住鲁人的侵蚀,这样扶桑才能躲在后面喘口气。
所以幕府在嘉永七年设立了箱馆奉行后,又于安政二年(1855年)四月,“令伊达庆邦、佐竹义睦、津轻顺承,发兵戍虾夷及箱馆”。
这样一来,虾夷地就有了幕府的箱馆奉行所、原本的地头蛇松前家以及伊达、佐竹、津轻共计五家势力。
不过幕府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这毕竟是新瓷瓶装老清酒,上一次这么干的结果虽然打
退了鲁西亚人,可如今不一样啊,西洋诸国势力大增,连黑船都开到江户湾来了,这老方子能行吗?
但白主这次主动要求增加石高考核,却让大佬们眼前一亮——白主能在北虾夷地发展壮大,那箱馆奉行所能不能照方抓药?就算不能发展壮大,落地生根也好啊。
如果虾夷地能少投入些,那幕府手里就能宽绰许多,到时多买一些西洋军械或者多投入一些到兰学产业,说不定扶桑这整盘棋就活了。
因此,幕府对白主如何发展起来的非常重视,准备借鉴经验后用到虾夷地上,这才有了勘定奉行川路圣谟专门找白主使番江川英敏进行的询问。
对此,直秀、英敏等人早就有所准备,所以回答的滴水不漏:
人嘛,当然是“归化了诸多野人,一直大力移民,加上这两年搭上了箱馆移民的顺风船”;
至于,“四千人怎么能有三万石的产出?”
对此英敏表示,民生根本在于“衣食住行”及谋生手段,所以,石炭、土豆、生铁、苜蓿、牛马、盐、海豹和船,这八样缺一不可:
“住”嘛,北地多林木,造木屋容易,但冬季漫长,有半年之多,所以御寒是头等大事,这石炭万万不可或缺;
“食”嘛,只能靠高产农作物,也就是土豆——当然,小麦、大麦、蜀黍(高粱)、玉蜀黍(玉米)白主也种植,但目前还是靠高产的土豆为主。
不过开垦艰难,所以铁制农具和牛马都必不可少。
对此川路有异议,“白主哪里来的铁制农具和牛马?”英敏说慢慢积累的,头几年还是靠外购粮食,直到这两年才开垦了不少荒地。
“白主钱从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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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三年(1856年)四月,白主奉行所主动要求增加石高考核,要将原本的五千石提升到三万石。
奏章由使番白主奉行并江川英敏呈上后,引起了江户幕府中枢的极大注意。
原因嘛,很简单,增加石高考核显示,“白主在北地不但扎下了脚跟,还居然发展壮大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成绩。
要知道,从 “田沼时代”(1767年-1786年)开始,幕府就有强烈开发虾夷地的意向。但最终都因为计划过于庞大、投入太多和执行起来过于艰难而放弃了。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一次虾夷地大开发好了。
当时是文化四年(1807年)至文政四年(1821年)年间,幕府大张旗鼓,但结局和以前没啥两样,依旧是虎头蛇尾、灰头土脸:
文化三年,扶桑和鲁西亚人在北方开始交兵,双方直到文化十年(1813年)才握手言和。
之后的八年,幕府又在虾夷地苦心经营了一番,但最终因为投入巨大和见效甚微而不得不再次放弃。
据勘定所计算,八年之间,幕府投入了百万两黄金,结果却依然吸收不到多少移民,导致虾夷地还是以渔猎为主,长时间入不敷出,完全看不到回本的希望。——这谁受得了!
再加上北地苦寒,从繁华之所江户来的武士们都不愿意常驻,群情激愤之下都纷纷上书要求调离。
于是幕府顺应人心,放弃了这次开发,也结束了无底洞式的投入。
现在白主申请增加石高考核,殷鉴不远,两者一对比,显而易见,白主奉行所在开发上别有专长。
那白主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点引起了相当多幕臣的关注——不关注不行,虾夷地大开发又开始了,总不能再失败一次吧?再失败,那就真成了扶桑笑柄了。而且现在不比当初,西洋诸国虎视眈眈,再跌跤的话,可未必能有爬起来的机会了。
但不开发又不行,这次是形式所迫,不想干也得干,必须成功,失败的后果过于严重:
北地大开发的诱因是黑船来访导致北地开港——箱馆成了米船的避难港和补给港。
之前,幕府生怕有人借此勾结外人,因此一直控制着扶桑对外交涉的渠道。
所以这次箱馆开港,幕府必须将此地划为直辖地“御领”。
而划成御领后,那就必须开发——一旦让西洋人看到当地破破烂烂的,容易引发轻视,而轻视则容易引发对方的贪婪之心。
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则是北方鲁西亚人的威胁。
虽然嘉永六年(1853年)出现的鲁西亚特使普嘉廷,自嘉永七年正月再未出现,但北方的鲁西亚依旧是幕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普嘉廷可是要求“厘定山川、划分疆界”,这次躲过了,那下次也躲不了啊。
为今之计,只有大力建设北地,将其变成坚实的第一线,牢牢抵住鲁人的侵蚀,这样扶桑才能躲在后面喘口气。
所以幕府在嘉永七年设立了箱馆奉行后,又于安政二年(1855年)四月,“令伊达庆邦、佐竹义睦、津轻顺承,发兵戍虾夷及箱馆”。
这样一来,虾夷地就有了幕府的箱馆奉行所、原本的地头蛇松前家以及伊达、佐竹、津轻共计五家势力。
不过幕府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这毕竟是新瓷瓶装老清酒,上一次这么干的结果虽然打
退了鲁西亚人,可如今不一样啊,西洋诸国势力大增,连黑船都开到江户湾来了,这老方子能行吗?
但白主这次主动要求增加石高考核,却让大佬们眼前一亮——白主能在北虾夷地发展壮大,那箱馆奉行所能不能照方抓药?就算不能发展壮大,落地生根也好啊。
如果虾夷地能少投入些,那幕府手里就能宽绰许多,到时多买一些西洋军械或者多投入一些到兰学产业,说不定扶桑这整盘棋就活了。
因此,幕府对白主如何发展起来的非常重视,准备借鉴经验后用到虾夷地上,这才有了勘定奉行川路圣谟专门找白主使番江川英敏进行的询问。
对此,直秀、英敏等人早就有所准备,所以回答的滴水不漏:
人嘛,当然是“归化了诸多野人,一直大力移民,加上这两年搭上了箱馆移民的顺风船”;
至于,“四千人怎么能有三万石的产出?”
对此英敏表示,民生根本在于“衣食住行”及谋生手段,所以,石炭、土豆、生铁、苜蓿、牛马、盐、海豹和船,这八样缺一不可:
“住”嘛,北地多林木,造木屋容易,但冬季漫长,有半年之多,所以御寒是头等大事,这石炭万万不可或缺;
“食”嘛,只能靠高产农作物,也就是土豆——当然,小麦、大麦、蜀黍(高粱)、玉蜀黍(玉米)白主也种植,但目前还是靠高产的土豆为主。
不过开垦艰难,所以铁制农具和牛马都必不可少。
对此川路有异议,“白主哪里来的铁制农具和牛马?”英敏说慢慢积累的,头几年还是靠外购粮食,直到这两年才开垦了不少荒地。
“白主钱从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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