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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之口，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说明在中国读书阶层中，主要是在中西混杂的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受中国式教育，却已经能够以西方的，甚至是世界的观点审视国际事件的知识阶层了。
当然这只是少数人，比如申报的主编，蒋芷湘是一个湖南读书人，他自己找的副主编，还是一个秀才，蒋芷湘后来也考中了进士，他们都是有深厚旧学功底的人，却能够顺利转变他们的世界观，这种现象说明，中国读书阶层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顽固。
申报这篇报道的影响还不在此，意义远超展现出几个中国新派知识分子，而是引起了整个读书人阶层的启蒙。
因为就在申报发表这篇社评之后不久，很快就有守旧读书人站了出来，以“续史楼主人”为笔名投书《申报》，对那篇清国不自强的评论进行辩驳。以盈利为目的的《申报》，特意头版刊出《驳中国宜奋志振兴论来书》一文。文中，“续史楼主人”盛赞大清王朝历代文治武功，对于日本侵台，清政府按兵不动，他辩护说并不是清军怯弱，而是朝廷战略战术使然，不应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续史楼主人还辩驳说，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方面，大清已卓有成效，“开花炮有营，洋枪队有营，军装机器有局，轮船驾驶有人”，开设广方言馆，学习西语，翻译格致算学等“有助致富”的书籍，派遣出洋留学等，均已次第举办，渐有收效。而关于撤减厘金，通行轮船等政则均在酌情议行之中，以期在保护中国固有权宜的同时，杜绝洋商觊觎之渐。
这个续史楼主人显然是一个比较了解洋务的传统读书人，可是连这种传统读书人，都已经开始正视洋务，将曾国藩等人进行的洋务建设看作是成绩，而不是加以数典忘祖的抨击，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入侵对这个古老的大陆已经造成了实质性冲击。
就在开明读书人和保守读书人之间辩论之际，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了解的一些洋人也加入了进来，一个自称“热爱中国”的外国自称西友，写了一篇“西友论中国积弊”的信投稿申报。
这位“西友”指出《申报》评论员与“续史楼主人”两相辩诘者皆非根本问题，中国之大患不在于国势柔弱，而在于人心涣散，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十大端，分别是行政通道不畅，畛域界限太分，冗闲官员太多，选才不适于用，民间赋税太微，官员俸酬太薄，国家兵力太弱，军事防守太疏，士人自命太高，自利之心太甚。凡此十端，皆与他国少异，是乃中国困局的成因。
作者认为，清国官场等级森严，拑口禁言，导致官僚队伍唯诺成风，敷衍塞责，民隐不得上闻，政令难以下达。地方官员各自为政，不仅“隔省督抚之司道痛痒不相关切，即同省之府厅州县亦彼疆而此界”，即使事关军国大计，也难以积极配合，协同进行。政界闲官太多，无事则耗费饷糈，有事则横加阻挠，导致行政效率愈来愈低。而以科举与捐纳为主的官员录用方式，又决定了各级官员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能，所能唯敛财，严重制约着行政人才队伍的质量建设。政府法定税率虽然不高，但民间实际支出却不低，难以堵塞的税收漏洞，导致税收成本巨大。而官员的法定工资太微，不敷养家糊口之用，则又迫使其不得不贪腐。清政府八旗与绿营共百万有奇，但兵饷不足，一兵之饷不敷一人之衣食，其家计更无论也，安得不另谋生计，以筹养家之资哉？既有另图，何能专心操演，以冀技艺纯熟乎？操演不能纯熟，兵力安能强壮？况八旗、绿营仅为陆军，适于传统的陆上安全防卫；现在，海疆日敞，海防日急，衰败羸弱的旧式军队难以适应现代国防之需。
这些洋人在1874年这个时代，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可以说让人心惊。
申报的讨论很快就传遍了各个口岸，连大明各个口岸都受到了影响，喜欢通过看报了解民间情势的朱敬伦也看到了这些讨论，他异常感慨，因为他发现，西方人评价中的那些清朝社会弊病，即便是已经持续进行了十几年改革的大明，依然存在。
唯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在这些讨论的声音中，对日本侵台的另一个主角，大明政府，普遍给予了肯定的评论。
但朱敬伦对这些报纸讨论最满意的，主要还是大量民间知识分子的加入，这种大讨论，正是对民间知识群体的一种思想和现代意识的启蒙。
这种启蒙，不但在上海这个最开放的口岸产生，其实在大明的各个口岸，也因为官府始终没有限制言论，也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而限制不住言论，早就开始萌发。
，其实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之口，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说明在中国读书阶层中，主要是在中西混杂的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受中国式教育，却已经能够以西方的，甚至是世界的观点审视国际事件的知识阶层了。
当然这只是少数人，比如申报的主编，蒋芷湘是一个湖南读书人，他自己找的副主编，还是一个秀才，蒋芷湘后来也考中了进士，他们都是有深厚旧学功底的人，却能够顺利转变他们的世界观，这种现象说明，中国读书阶层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顽固。
申报这篇报道的影响还不在此，意义远超展现出几个中国新派知识分子，而是引起了整个读书人阶层的启蒙。
因为就在申报发表这篇社评之后不久，很快就有守旧读书人站了出来，以“续史楼主人”为笔名投书《申报》，对那篇清国不自强的评论进行辩驳。以盈利为目的的《申报》，特意头版刊出《驳中国宜奋志振兴论来书》一文。文中，“续史楼主人”盛赞大清王朝历代文治武功，对于日本侵台，清政府按兵不动，他辩护说并不是清军怯弱，而是朝廷战略战术使然，不应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续史楼主人还辩驳说，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方面，大清已卓有成效，“开花炮有营，洋枪队有营，军装机器有局，轮船驾驶有人”，开设广方言馆，学习西语，翻译格致算学等“有助致富”的书籍，派遣出洋留学等，均已次第举办，渐有收效。而关于撤减厘金，通行轮船等政则均在酌情议行之中，以期在保护中国固有权宜的同时，杜绝洋商觊觎之渐。
这个续史楼主人显然是一个比较了解洋务的传统读书人，可是连这种传统读书人，都已经开始正视洋务，将曾国藩等人进行的洋务建设看作是成绩，而不是加以数典忘祖的抨击，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入侵对这个古老的大陆已经造成了实质性冲击。
就在开明读书人和保守读书人之间辩论之际，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了解的一些洋人也加入了进来，一个自称“热爱中国”的外国自称西友，写了一篇“西友论中国积弊”的信投稿申报。
这位“西友”指出《申报》评论员与“续史楼主人”两相辩诘者皆非根本问题，中国之大患不在于国势柔弱，而在于人心涣散，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十大端，分别是行政通道不畅，畛域界限太分，冗闲官员太多，选才不适于用，民间赋税太微，官员俸酬太薄，国家兵力太弱，军事防守太疏，士人自命太高，自利之心太甚。凡此十端，皆与他国少异，是乃中国困局的成因。
作者认为，清国官场等级森严，拑口禁言，导致官僚队伍唯诺成风，敷衍塞责，民隐不得上闻，政令难以下达。地方官员各自为政，不仅“隔省督抚之司道痛痒不相关切，即同省之府厅州县亦彼疆而此界”，即使事关军国大计，也难以积极配合，协同进行。政界闲官太多，无事则耗费饷糈，有事则横加阻挠，导致行政效率愈来愈低。而以科举与捐纳为主的官员录用方式，又决定了各级官员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能，所能唯敛财，严重制约着行政人才队伍的质量建设。政府法定税率虽然不高，但民间实际支出却不低，难以堵塞的税收漏洞，导致税收成本巨大。而官员的法定工资太微，不敷养家糊口之用，则又迫使其不得不贪腐。清政府八旗与绿营共百万有奇，但兵饷不足，一兵之饷不敷一人之衣食，其家计更无论也，安得不另谋生计，以筹养家之资哉？既有另图，何能专心操演，以冀技艺纯熟乎？操演不能纯熟，兵力安能强壮？况八旗、绿营仅为陆军，适于传统的陆上安全防卫；现在，海疆日敞，海防日急，衰败羸弱的旧式军队难以适应现代国防之需。
这些洋人在1874年这个时代，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可以说让人心惊。
申报的讨论很快就传遍了各个口岸，连大明各个口岸都受到了影响，喜欢通过看报了解民间情势的朱敬伦也看到了这些讨论，他异常感慨，因为他发现，西方人评价中的那些清朝社会弊病，即便是已经持续进行了十几年改革的大明，依然存在。
唯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在这些讨论的声音中，对日本侵台的另一个主角，大明政府，普遍给予了肯定的评论。
但朱敬伦对这些报纸讨论最满意的，主要还是大量民间知识分子的加入，这种大讨论，正是对民间知识群体的一种思想和现代意识的启蒙。
这种启蒙，不但在上海这个最开放的口岸产生，其实在大明的各个口岸，也因为官府始终没有限制言论，也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而限制不住言论，早就开始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