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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通常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
散煤买回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用塑料薄膜盖上。等到周末不上课，并且有大晴天的时候，再来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可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借助铁锹、铁撮和蛇皮袋，把煤全部搬运到操场上。再到校园外面的塘埂上去挖泥土，用蛇皮袋驮回，倒入煤中，用铁锹把煤和泥土拌匀。然后，拿着塑料桶去食堂门口的水龙头处提水。接着就是和煤了。和煤是有讲究的，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倒入一两桶水后，等待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就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之后，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普照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颜色由深黑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是干是湿，都得把它们收回家里了。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下雨，那就全部泡汤了。
搓煤球完全靠手，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一些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老师就建议他们做煤饼。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的煤饼。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背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使用时，只须把煤饼打碎成小块，也就变成“煤球”了。
这种方法果然省事得多，而且煤饼便于摆放，能够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堆，不象煤球那样稀里哗啦占好大个地方。
再后来，老师们又向他们推荐了一种用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春节时农村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充分填满下面的铁模后，再提着打煤机到操场上的空地，用脚把“蜂窝”蹬出来。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加上捅煤填模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累得半死，几天都难得还原。
买煤和做煤的辛劳和艰难，真是一言难尽。还有好几次，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变幻，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夫妻二人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有时还不得不发动学生们帮忙。
自从搬进银行宿舍，用上液化气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煤气灶的方便、干净和快捷，曾经让加林同志兴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产生了一种从地狱进入天堂的感觉。他甚至觉得，用煤气灶做饭是一种享受。
你看，一扭开关，火就来了，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大能大，想小能小，还省去了“生炉子”的环节。至于买液化气，也很方便。只需要把空煤气坛子送到银行门房走道上，司机们就会开着车子去液化气公司把气罐回。他们甚至会扛着煤气坛子送到加林主任的家里。
光是“柴”这一项，现在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就省去了多少麻烦，减少了多少工作量啊！其他方面同样举不胜举：家里有了自来水，不需要去外面提水了呀；买了洗衣机，洗衣不用手搓，不用出去清洗了呀；用上了电饭锅，不需要去食堂蒸饭拿饭了呀；买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菜市场呀……总而言之，家务事的总量比以前大幅度减少，做事的人还是夫妻二人，怎么矛盾反而增多了呢？
面对老婆无休无止的唠叨，加林的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火，乱喊，乱叫，乱骂人，因为他同样感觉自己很冤。
红梅埋怨他总是要等到下班之后才回家，意思是应该提前下班，回来把饭做好，等着老婆孩子回家。
加林认为方红梅是无理取闹，是想打码头，是在逼他。企图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对老婆打麻将放任自流，最好也能把饭菜做好送到麻将桌上；他不工作也行，就当一个家庭主男，从早到晚买菜做饭洗衣扫地，把什么家务事都做完，好让老婆当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太……可是，这现实么？如果他不上班，如果他王加林不是在银行工作，他们能够拥有眼下的一切么？
红梅是因为与学校的女教师比较才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但加林如果与银行的男同事们比较，他同样会感到委屈呀！整个新宿舍楼二十四户人家中，他比哪一家的男人做的家务事都要多！人事股长陈晓东，都快退休的人了，居然还不会做饭，连面条都不会煮。加林能跟别人比么？
特殊的家庭条件摆在这里，双方的老人都不能作指望，注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必须履行更多的责任。况且，三口之家又能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洗衣洗碗，拖地做卫生，这些事情能累死人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加林有些委屈在心理埋怨红梅，我并没有指望在事业上得到你的支持，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生病或者遭遇不幸时，能够得到你悉心的照顾。多做一点儿家务事，你就满腹牢骚，你能算好老婆么？我们能算美满夫妻么？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他们在做家务事上的分歧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红梅对加林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觉得他对她娘家的人帮助太少。无数次，她这样质问王加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结婚这么些年来，我的亲戚六眷沾了你什么光？享了你什么福？得了你什么好处？”
女人为什么嫁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就是女人嫁人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养活她的人，而按照方红梅的逻辑，光养活她本人还不够，还必须让她娘家人得到好处。
要是赋予这样的使命，王加林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因此，他常常感觉羞愧，觉得无地自容。
唠叨是女人制服男人的杀手锏，而先声夺人地强词夺理，又是红梅老师的看家本领。基于这种形势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在方敬文贷款的问题上，加林同志恐怕很难招架得住。
在我们罗罗嗦嗦地理论做家务事的长长短短的时候，模范丈夫王加林已经煮好了饭，炒好了菜。他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等候家里的两位女同胞。
首先回来的是县一中的红梅老师。她看了看色彩斑斓的餐桌：番茄炒鸡蛋、青椒炒瘦肉、芹菜炒千张、清炒小白菜、蘑菇豆腐汤。忍不住拿起筷子尝了尝，对老公的厨艺给予夸大其词的表扬。
“彤儿怎么还没回？”红梅老师穿过小卧房，到阳台上朝银行大院望了望，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她又回到客厅，坐在丈夫的身边，一起看电视节目。
趁着等女儿的功夫，两人试着开始了艰难的交谈。就象约好了似的，他们首先谈的是钱仲元和余丰新，接下来就是短暂的停顿。
后来，王加林终于说：“下午敬文来找过我。”
红梅老师觉得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于是回答说：“我知道了。他也去学校找过我。”
后面的交谈就变得比较简单。有些遗憾的是，大家预想中的争吵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方红梅说，她弟弟也是走投无路，确实没有办法。上班的单位副食品批发公司要死不活，弟媳李华已经下岗，每个月只能领生活费。一家三口要吃喝，要生活，亮亮上学读书和打乒乓球都得花钱，敬文不找点事做怎么办呢？
王加林说，现在银行基本上不发放信用贷款了。贷款是必须提供担保的，要么房产抵押，要么存单质押，要么信用特别好的单位作保证人。敬文什么担保都没有，贷款根本就批不了。
“你能不能给他当个担保人呢？”红梅老师问。
加林解释说，银行有制度，银行职工是不能为客户提供担保的。
“那能不能用他的房子作抵押呢？”
加林回答，用于抵押的房产必须进行评估，评估要交评估费，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敬文在孝感的房子，评估价根本就到不了五万元，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房产证。
红梅黔驴技穷，变得哑口无言。良久，她又追问：“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你能不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指条明道儿？想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呢？”
王加林好半天没有吱声。
方红梅穷追不舍：“他又不是找我们借钱，又不是向我们要钱，只是公事公办地办个贷款而已，而且四十几天就可以还。即使是外人遇到难处找上门来，你也应该想办法帮一下吧？何况他还是你老婆的亲弟弟。”
万不得已，加林只得亮出最后的底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我的名义贷款，再转借给他使用，但额度不能超过两万元。”
这是银行内部规定，银行正式员工可以申办两万元的信用贷款。
“那就以你的名义先给他贷两万元吧。”方红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王加林再也不好推辞。为了方便今后追索贷款，他提议，贷款以他的名义办理可以，但不能告诉敬文实情。仍然说银行是直接贷给敬文的，他只是担保人。
看到王加林如此谨慎，年轻的读者们可能会吐槽，在心里嘲笑我们的加林主任。不就两万元钱么？收不回又怎么的？还用得着这样？
这话放在今天说丝毫也不为过，但当时是1994年啊！1994年的两万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这个没办法换算。如果简单地定义两万元钱是多还是少，也难得让大家信服。我们还是来算一笔账吧！
王加林1982年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是42元，1992年离开牌坊中学时，每月的工资是84元。十年工资正好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与国家GDP的增速基本相当。如果取其中间值63元作为他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加林老师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总共领取薪酬7560元。加上每个月几块钱的课时补助，和担任班主任时每个月5元钱的班主任津贴，他工作十年还没有挣到一万元。也就是说，两万元相当于他和红梅老师参加工作最初十年各项收入的总和。
有了这笔账，大家对王加林近似于惶恐不安的谨慎，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贷款的事情商定之后，夫妻二人站起身准备吃饭。可是，家里的小公主仍然不见踪影。
今天是怎么回事，王彤同学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呢？
的时候，通常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
散煤买回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用塑料薄膜盖上。等到周末不上课，并且有大晴天的时候，再来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可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借助铁锹、铁撮和蛇皮袋，把煤全部搬运到操场上。再到校园外面的塘埂上去挖泥土，用蛇皮袋驮回，倒入煤中，用铁锹把煤和泥土拌匀。然后，拿着塑料桶去食堂门口的水龙头处提水。接着就是和煤了。和煤是有讲究的，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倒入一两桶水后，等待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就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之后，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普照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颜色由深黑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是干是湿，都得把它们收回家里了。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下雨，那就全部泡汤了。
搓煤球完全靠手，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一些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老师就建议他们做煤饼。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的煤饼。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背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使用时，只须把煤饼打碎成小块，也就变成“煤球”了。
这种方法果然省事得多，而且煤饼便于摆放，能够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堆，不象煤球那样稀里哗啦占好大个地方。
再后来，老师们又向他们推荐了一种用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春节时农村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充分填满下面的铁模后，再提着打煤机到操场上的空地，用脚把“蜂窝”蹬出来。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加上捅煤填模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累得半死，几天都难得还原。
买煤和做煤的辛劳和艰难，真是一言难尽。还有好几次，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变幻，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夫妻二人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有时还不得不发动学生们帮忙。
自从搬进银行宿舍，用上液化气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煤气灶的方便、干净和快捷，曾经让加林同志兴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产生了一种从地狱进入天堂的感觉。他甚至觉得，用煤气灶做饭是一种享受。
你看，一扭开关，火就来了，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大能大，想小能小，还省去了“生炉子”的环节。至于买液化气，也很方便。只需要把空煤气坛子送到银行门房走道上，司机们就会开着车子去液化气公司把气罐回。他们甚至会扛着煤气坛子送到加林主任的家里。
光是“柴”这一项，现在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就省去了多少麻烦，减少了多少工作量啊！其他方面同样举不胜举：家里有了自来水，不需要去外面提水了呀；买了洗衣机，洗衣不用手搓，不用出去清洗了呀；用上了电饭锅，不需要去食堂蒸饭拿饭了呀；买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菜市场呀……总而言之，家务事的总量比以前大幅度减少，做事的人还是夫妻二人，怎么矛盾反而增多了呢？
面对老婆无休无止的唠叨，加林的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火，乱喊，乱叫，乱骂人，因为他同样感觉自己很冤。
红梅埋怨他总是要等到下班之后才回家，意思是应该提前下班，回来把饭做好，等着老婆孩子回家。
加林认为方红梅是无理取闹，是想打码头，是在逼他。企图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对老婆打麻将放任自流，最好也能把饭菜做好送到麻将桌上；他不工作也行，就当一个家庭主男，从早到晚买菜做饭洗衣扫地，把什么家务事都做完，好让老婆当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太……可是，这现实么？如果他不上班，如果他王加林不是在银行工作，他们能够拥有眼下的一切么？
红梅是因为与学校的女教师比较才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但加林如果与银行的男同事们比较，他同样会感到委屈呀！整个新宿舍楼二十四户人家中，他比哪一家的男人做的家务事都要多！人事股长陈晓东，都快退休的人了，居然还不会做饭，连面条都不会煮。加林能跟别人比么？
特殊的家庭条件摆在这里，双方的老人都不能作指望，注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必须履行更多的责任。况且，三口之家又能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洗衣洗碗，拖地做卫生，这些事情能累死人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加林有些委屈在心理埋怨红梅，我并没有指望在事业上得到你的支持，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生病或者遭遇不幸时，能够得到你悉心的照顾。多做一点儿家务事，你就满腹牢骚，你能算好老婆么？我们能算美满夫妻么？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他们在做家务事上的分歧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红梅对加林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觉得他对她娘家的人帮助太少。无数次，她这样质问王加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结婚这么些年来，我的亲戚六眷沾了你什么光？享了你什么福？得了你什么好处？”
女人为什么嫁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就是女人嫁人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养活她的人，而按照方红梅的逻辑，光养活她本人还不够，还必须让她娘家人得到好处。
要是赋予这样的使命，王加林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因此，他常常感觉羞愧，觉得无地自容。
唠叨是女人制服男人的杀手锏，而先声夺人地强词夺理，又是红梅老师的看家本领。基于这种形势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在方敬文贷款的问题上，加林同志恐怕很难招架得住。
在我们罗罗嗦嗦地理论做家务事的长长短短的时候，模范丈夫王加林已经煮好了饭，炒好了菜。他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等候家里的两位女同胞。
首先回来的是县一中的红梅老师。她看了看色彩斑斓的餐桌：番茄炒鸡蛋、青椒炒瘦肉、芹菜炒千张、清炒小白菜、蘑菇豆腐汤。忍不住拿起筷子尝了尝，对老公的厨艺给予夸大其词的表扬。
“彤儿怎么还没回？”红梅老师穿过小卧房，到阳台上朝银行大院望了望，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她又回到客厅，坐在丈夫的身边，一起看电视节目。
趁着等女儿的功夫，两人试着开始了艰难的交谈。就象约好了似的，他们首先谈的是钱仲元和余丰新，接下来就是短暂的停顿。
后来，王加林终于说：“下午敬文来找过我。”
红梅老师觉得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于是回答说：“我知道了。他也去学校找过我。”
后面的交谈就变得比较简单。有些遗憾的是，大家预想中的争吵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方红梅说，她弟弟也是走投无路，确实没有办法。上班的单位副食品批发公司要死不活，弟媳李华已经下岗，每个月只能领生活费。一家三口要吃喝，要生活，亮亮上学读书和打乒乓球都得花钱，敬文不找点事做怎么办呢？
王加林说，现在银行基本上不发放信用贷款了。贷款是必须提供担保的，要么房产抵押，要么存单质押，要么信用特别好的单位作保证人。敬文什么担保都没有，贷款根本就批不了。
“你能不能给他当个担保人呢？”红梅老师问。
加林解释说，银行有制度，银行职工是不能为客户提供担保的。
“那能不能用他的房子作抵押呢？”
加林回答，用于抵押的房产必须进行评估，评估要交评估费，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敬文在孝感的房子，评估价根本就到不了五万元，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房产证。
红梅黔驴技穷，变得哑口无言。良久，她又追问：“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你能不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指条明道儿？想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呢？”
王加林好半天没有吱声。
方红梅穷追不舍：“他又不是找我们借钱，又不是向我们要钱，只是公事公办地办个贷款而已，而且四十几天就可以还。即使是外人遇到难处找上门来，你也应该想办法帮一下吧？何况他还是你老婆的亲弟弟。”
万不得已，加林只得亮出最后的底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我的名义贷款，再转借给他使用，但额度不能超过两万元。”
这是银行内部规定，银行正式员工可以申办两万元的信用贷款。
“那就以你的名义先给他贷两万元吧。”方红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王加林再也不好推辞。为了方便今后追索贷款，他提议，贷款以他的名义办理可以，但不能告诉敬文实情。仍然说银行是直接贷给敬文的，他只是担保人。
看到王加林如此谨慎，年轻的读者们可能会吐槽，在心里嘲笑我们的加林主任。不就两万元钱么？收不回又怎么的？还用得着这样？
这话放在今天说丝毫也不为过，但当时是1994年啊！1994年的两万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这个没办法换算。如果简单地定义两万元钱是多还是少，也难得让大家信服。我们还是来算一笔账吧！
王加林1982年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是42元，1992年离开牌坊中学时，每月的工资是84元。十年工资正好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与国家GDP的增速基本相当。如果取其中间值63元作为他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加林老师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总共领取薪酬7560元。加上每个月几块钱的课时补助，和担任班主任时每个月5元钱的班主任津贴，他工作十年还没有挣到一万元。也就是说，两万元相当于他和红梅老师参加工作最初十年各项收入的总和。
有了这笔账，大家对王加林近似于惶恐不安的谨慎，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贷款的事情商定之后，夫妻二人站起身准备吃饭。可是，家里的小公主仍然不见踪影。
今天是怎么回事，王彤同学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