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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里打过电话后，准备回青年公寓，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接起电话后一个男人略带沙哑的嗓音用很蹩脚的俄语说：“哈喽，您好！我找鹏。”我有些莫名其妙，便回答说：“您好！我是鹏，请问您是谁？”对方很高兴地改用中文说：“鹏，我是忠。”我也用中文问：“忠，是你呀，你的声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忠回答：“我刚从农村回来，有些感冒了。”我问：“你去农村干嘛去了？去收土豆吗？”忠哈哈笑着回答：“鹏，你真会开玩笑，我和朋友去农村卖货。”我感兴趣地问：“去农村卖货生意好吗？”忠说：“还行吧，晚上有时间吗？来我家里吃饭吧，到时候再好好给你讲讲。”我说：“晚上我有时间，不过我要先回趟宿舍，稍微晚一点到你那里。”忠说：“那好，一言为定，我还有朋友过来，我介绍给你认识，晚上我们一起好好喝酒。”
我回到青年公寓，丹妮娅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我要她不要做饭了，我们去做客。换好衣服后，我们先去商场买了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一瓶伏特加。在商场门口招手拦了辆私家车，按照忠给的地址到了一处小区，这一片都是五层的赫鲁晓夫楼，一排排形状如同竖立的豆腐块般仿佛一个模子铸出的楼房整齐地排列着，就连楼房前的小广场大小规划都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每座楼侧面墙壁上标注的号码，在这一片一模一样的豆腐块之间真的很容易迷路。
在上世纪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各地兴建了一大批五层小户型简易住宅楼，后被人们戏称为“赫鲁晓夫楼”。为达成苏联当时制定的1980年每户家庭都有其住宅的要求，时间紧，资金缺，任务重，需要统一标准，集中建设，加快进度。为控制成本和追赶公器，当时大部分建筑部件都是由工厂预先制造出来的，然后如同搭积木一样直接搭建起楼房，根本就不需要设计图纸和建筑设计师，房子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当时苏联的目标很明确：于1980年“**来临之时”，每个苏联家庭都能住进自己的新房。在这样的住房政策下，广大市民们从原来住的地下室、工棚、危房都搬进了独立的单元公寓。在当时深得民心，以至于有人把赫鲁晓夫执政的时期喻为苏联的春天。没有任何装饰的“赫鲁晓夫楼”虽说其貌不扬，但造价便宜，功能到位，辅助设施也相对齐全。客观地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赫鲁晓夫楼”在较短时间内改善了全国居民的住房条件。忠住的这片小区应该就是当时的产物，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楼房看起来都已经很破旧。
我们找到忠住的那幢楼，沿着狭窄破旧不堪的楼梯上到了四楼，按响门铃后，见门镜后亮光一闪，一阵唏哩哗啦的声音后，忠开了房门。忠和米租住的是一套两居室，我还是第一次进到这种赫鲁晓夫楼房间里，有些好奇，于是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进门后小小的门厅，对着门左右各一个卧室，门的左手是卫生间，在往里去是窄小的厨房，通过厨房可以上到外边的阳台，门厅墙角堆了两个大包，使得本来就狭窄的门厅更加拥挤。街上的温度很低，但室内却很暖和。米在厨房里忙碌着，一股菜肴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把酒递给忠和米打过招呼后，忠把我们让进了右手的房间。房间不是很大，放了一套破旧的布艺沙发，沙发对面靠墙摆了一排柜子，柜子上放了一台笨重的电视，靠窗堆了几个大包，我想这些大包应该是忠的货物。
沙发上坐着位三十来岁黑瘦的越南中年男人，忠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好朋友武，越南人互相称呼时一般都称呼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武起身和我很热情地握了握手，忠请我们坐下后，给我和丹妮娅每人倒了杯浓浓的绿茶，喝到嘴里很苦涩，但是咽下去却满口生津。忠哑着嗓子说：“鹏，你们坐一会儿，我去给米帮忙，要不要看录像？我有你们中国电影的录像带。”我问：“有什么中国电影录像带？”忠说；“捷克强（成龙）的电影。”丹妮娅拍手说：“好呀，我最喜欢捷克强。”忠找出盘俄语版成龙的《警察故事》插进放像机里。
丹妮娅跟小孩子一样看录像看得很开心，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紧张地嘴里大叫：“快快！”，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警察故事》，所以兴致不大。见武对录像也没太大兴致，就和武聊起来，武的俄语要比忠好一些。武告诉我他来自越南的nhatrang，见我没听明白，武特意用英文写出来nhatrang，我告诉武我只知道越南的河内和西贡（胡志明市），武去厨房叫来忠找出本世界地图，翻到越南那一页后指给我看，原来nhatrang是离胡志明市几百公里的一座海边小城，我后来特意查了中文版的世界地... -->>
给家里打过电话后，准备回青年公寓，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接起电话后一个男人略带沙哑的嗓音用很蹩脚的俄语说：“哈喽，您好！我找鹏。”我有些莫名其妙，便回答说：“您好！我是鹏，请问您是谁？”对方很高兴地改用中文说：“鹏，我是忠。”我也用中文问：“忠，是你呀，你的声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忠回答：“我刚从农村回来，有些感冒了。”我问：“你去农村干嘛去了？去收土豆吗？”忠哈哈笑着回答：“鹏，你真会开玩笑，我和朋友去农村卖货。”我感兴趣地问：“去农村卖货生意好吗？”忠说：“还行吧，晚上有时间吗？来我家里吃饭吧，到时候再好好给你讲讲。”我说：“晚上我有时间，不过我要先回趟宿舍，稍微晚一点到你那里。”忠说：“那好，一言为定，我还有朋友过来，我介绍给你认识，晚上我们一起好好喝酒。”
我回到青年公寓，丹妮娅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我要她不要做饭了，我们去做客。换好衣服后，我们先去商场买了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一瓶伏特加。在商场门口招手拦了辆私家车，按照忠给的地址到了一处小区，这一片都是五层的赫鲁晓夫楼，一排排形状如同竖立的豆腐块般仿佛一个模子铸出的楼房整齐地排列着，就连楼房前的小广场大小规划都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每座楼侧面墙壁上标注的号码，在这一片一模一样的豆腐块之间真的很容易迷路。
在上世纪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各地兴建了一大批五层小户型简易住宅楼，后被人们戏称为“赫鲁晓夫楼”。为达成苏联当时制定的1980年每户家庭都有其住宅的要求，时间紧，资金缺，任务重，需要统一标准，集中建设，加快进度。为控制成本和追赶公器，当时大部分建筑部件都是由工厂预先制造出来的，然后如同搭积木一样直接搭建起楼房，根本就不需要设计图纸和建筑设计师，房子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当时苏联的目标很明确：于1980年“**来临之时”，每个苏联家庭都能住进自己的新房。在这样的住房政策下，广大市民们从原来住的地下室、工棚、危房都搬进了独立的单元公寓。在当时深得民心，以至于有人把赫鲁晓夫执政的时期喻为苏联的春天。没有任何装饰的“赫鲁晓夫楼”虽说其貌不扬，但造价便宜，功能到位，辅助设施也相对齐全。客观地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赫鲁晓夫楼”在较短时间内改善了全国居民的住房条件。忠住的这片小区应该就是当时的产物，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楼房看起来都已经很破旧。
我们找到忠住的那幢楼，沿着狭窄破旧不堪的楼梯上到了四楼，按响门铃后，见门镜后亮光一闪，一阵唏哩哗啦的声音后，忠开了房门。忠和米租住的是一套两居室，我还是第一次进到这种赫鲁晓夫楼房间里，有些好奇，于是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进门后小小的门厅，对着门左右各一个卧室，门的左手是卫生间，在往里去是窄小的厨房，通过厨房可以上到外边的阳台，门厅墙角堆了两个大包，使得本来就狭窄的门厅更加拥挤。街上的温度很低，但室内却很暖和。米在厨房里忙碌着，一股菜肴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把酒递给忠和米打过招呼后，忠把我们让进了右手的房间。房间不是很大，放了一套破旧的布艺沙发，沙发对面靠墙摆了一排柜子，柜子上放了一台笨重的电视，靠窗堆了几个大包，我想这些大包应该是忠的货物。
沙发上坐着位三十来岁黑瘦的越南中年男人，忠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好朋友武，越南人互相称呼时一般都称呼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武起身和我很热情地握了握手，忠请我们坐下后，给我和丹妮娅每人倒了杯浓浓的绿茶，喝到嘴里很苦涩，但是咽下去却满口生津。忠哑着嗓子说：“鹏，你们坐一会儿，我去给米帮忙，要不要看录像？我有你们中国电影的录像带。”我问：“有什么中国电影录像带？”忠说；“捷克强（成龙）的电影。”丹妮娅拍手说：“好呀，我最喜欢捷克强。”忠找出盘俄语版成龙的《警察故事》插进放像机里。
丹妮娅跟小孩子一样看录像看得很开心，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紧张地嘴里大叫：“快快！”，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警察故事》，所以兴致不大。见武对录像也没太大兴致，就和武聊起来，武的俄语要比忠好一些。武告诉我他来自越南的nhatrang，见我没听明白，武特意用英文写出来nhatrang，我告诉武我只知道越南的河内和西贡（胡志明市），武去厨房叫来忠找出本世界地图，翻到越南那一页后指给我看，原来nhatrang是离胡志明市几百公里的一座海边小城，我后来特意查了中文版的世界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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