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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的脸被长长的黑发遮住，风和黑夜把我圈起来，我簌簌发抖。他的背影接近那片残垣断壁时变得越来越小。拆毁的建筑为什么这么久也未重建，难道拆毁并不是为了重建？
蓝绿光束映过紧掩门窗的住宅，阴沟的气味跟初开的花一样刺鼻，使人直想打喷嚏。我的班子前导是妖精，她解开领子的衣纽，滚圆的乳房如皮球上下跳个不停。她的眼睛并不大，但会眯起来瞅人，这就使她与众不一般了，波浪形的头发，波浪形的身段，还有一见陌生人会脸红的本领，男人迷上她是不足为奇的。古恒怎么会厌烦她？妖精找到我时已有两个月身孕，我打量她，感到有点不可解，唯一的解释就是，再新鲜的香气若只涌向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仍然会腻味，况且还有女人常提到的责任、义务等，让男人望而生畏，只敢看不敢咬鱼饵。
妖精很自然地与我常来常往，最后走入我这个圈子也是自然而然的。被我拉入这个圈子的，可以说不少是当年的情敌。谈不上对男人如何苦大仇深，只是抱着爱情的枕头，女人做了一场梦，不值得做第二场而已。
我们不对人这样，就会被人，——那样。
我们不善躲藏，就会遍体，——鳞伤。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信马，——由缰。
管它什么方向，都去走它一趟。
搞不明白往日第一号男子汉崔健为什么近来总为女人作歌，这首《他妈的，猪猡！》在体育馆一演唱，便被大街小巷的女人们叼在了嘴里，口香糖一般来回嚼。
本地报纸记者采访妖精，她扯上一大堆“新构造女性主义”宏论，最后干脆说，玩弄一个你厌恶已久的男人就像做党八股文章，有预备期、调节期、冲刺期、高潮期、泄欲期、舒缓打发期和清除期。不这样分段厘清，按部就班，不就总会觉得有个地方空得慌？
她高声笑着，那个羞怯腼腆的比较文学研究生已在飞逝的时光中消失了吗？路灯的光亮间或打在我的身上，而我的脸始终在帽檐的阴影中。宽敞的马路上，摩托车引擎声在楼群间隆隆地回应着，高架单轨环城车、地铁站马路两旁的巨幅标语和广告在我们头顶呼叫，被风吹得乱舞。
坐在我身边的债主是我的第一副手，军师。她又在唠叨，翻来覆去的话是说她不应该在那个不该下冰雹而下冰雹的时候看见我。当时我站在河边，面朝长满苔藓、青草的桥墩，往水里一页一页扔我的小说手稿，我的表情不麻木也不哀伤，像是在做一件应别人所请的事，很认真。所有从桥上经过的人都慌着躲避满天突然降临的手指头大的冰块儿，就这个看起来贤淑的外科女大夫，注意到桥下有一个和这天气和这世界不相关的人，在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女大夫走到下游，徘徊歧路，不知何去何从。她顺手将漂浮在河边灰黑水面上的稿子拾起几页，字迹已经漫漶，读起来不知所云，前言不搭后语。她却越读越激动，最后没命地往上游奔来找我，正好在我扔完了稿子，考虑是否把自己往河里扔时，她抓住了我这个千年一遇的知音。
猫右手握着方向盘，左手放在排挡杆上说，什么不都是命定的嘛，有缘，咱姐们儿！
“这不是命。”债主说，“你们看我吧，结过三次婚，第一次丈夫嫌我不会生小孩，第二次丈夫凡事都记账，一小瓶酱油、一度电，包括我的卫生巾消耗量。”
“第三次婚姻，新郎有心脏病，死在婚床上。”猫插话。
“哎，他不死，我看也过不长。三次婚姻一次比一次短，我干脆做了快乐的寡妇。”债主反对把一切变化和奇遇都说成是上天安排的。男人口口声声说女人愚蠢，咱们能聪明点，就聪明一点。
我对猫说，当我们聪明一点之后，便遇到了你。
关于猫的传说太多，有人说她是名教授之后，又有人说她是名演员的弃女。待她成为一只名猫后，身世不明，反而给她增添了神秘的诱惑，特别是那一身白衣，加上在阳光下微微泛着红光的黑发，使她身后永远跟着一群人。她的乐趣、嗜好就是她的职业，就靠“趣味”，她成为这个城市里可以数得上来的年轻富婆之一。
你抢了我们的生意！在宾馆的礼品店里，我和她这样开始了对话。她把我们要的几条大鱼先下手钓住了。
你们？她正在全副心思挑鲜花。
是的，我们。
是我手里的康乃馨或是我语调的奇异引起了她的兴趣？当她随我一道步入“无主名花”酒吧——我们经常出入会集的场所之一，面对一屋子狼一般毒盯着她的眼睛，她没有退缩，而是走上前来，诚恳地问我：我能在这儿喝一杯吗？
猫露出迷人的微笑，对后视镜中的我和债主说：“知道吗？那时，我对你们早就心仪已久！”
第二节
比人高半截的砖墙，沿着河沟绕校园一圈，隔着墙，校园宿舍楼隐约的灯光、吉他、录音机播放的BBC英语、怪叫、吵闹、歌声，不间断地向小路大大咧咧扑过来，热浪裹卷着郊外曼陀罗、地丁、马兰花的气息，使我的呼吸不如平日那么容易。
一句诗这么描绘插入中文系三年级的作家：世界是一幢网状的大楼左右颠动，他们附在上面，像猫头鹰的眼睛。
别的大学生喝墨水，他们喝酒，而让墨水洒在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骄傲的资本。大学生稚气未脱，而他们有上过越南战场的，当过知青去过边疆的，曾在天安门前接受过伟大领袖检阅的，在煤矿挖过十年煤的，甚至有蹲过大牢的。只是没有几个人愿拍胸膛，声称自己把图书馆迷宫似的小径走遍。书容易打开，也容易合住，合住了，便再也出不来了。做学问无疑是陷阱中最无聊的一种，比中世纪的抄书匠略高明一些而已。
当然，这只不过是职业需要的自我广告。但自从作家班开办之后，大学面目全非却是事实。
校园依然绿树成荫，草地青幽，但墙上张贴着奇奇怪怪的招贴，诸如需要氰化钾复仇，高价出卖一夜之欢等，每个角落都有纸片字条表明校园的生机勃勃。学生开始失魂落魄，教师无所事事，骑着自行车游荡，甚至与学生一起出入学校酒吧，参加每晚移动的炫技，深夜不归，有意让老婆或丈夫生气。
但是，比起我的同学们，那些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主编显然活得更有趣，他们是快乐游戏的高手，懂得怎样使日子过得不同寻常——快乐嘛，就是视野宽阔，跳过人生中一切烦恼的事，包括编辑只是为人作嫁衣，作者一成名就扔掉对他们献媚的面具之类的牢骚和时而冒出的自卑心——只要懂得如何使用权力。政变和大革命的暴风雨之后，还有漫长的风和日丽的和平年代。如果我们尚没有再次听见“狼来了”，那么快快端坐到桌前，完成许多许多次最后晚餐中的一次吧！
泪水的脸被长长的黑发遮住，风和黑夜把我圈起来，我簌簌发抖。他的背影接近那片残垣断壁时变得越来越小。拆毁的建筑为什么这么久也未重建，难道拆毁并不是为了重建？
蓝绿光束映过紧掩门窗的住宅，阴沟的气味跟初开的花一样刺鼻，使人直想打喷嚏。我的班子前导是妖精，她解开领子的衣纽，滚圆的乳房如皮球上下跳个不停。她的眼睛并不大，但会眯起来瞅人，这就使她与众不一般了，波浪形的头发，波浪形的身段，还有一见陌生人会脸红的本领，男人迷上她是不足为奇的。古恒怎么会厌烦她？妖精找到我时已有两个月身孕，我打量她，感到有点不可解，唯一的解释就是，再新鲜的香气若只涌向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仍然会腻味，况且还有女人常提到的责任、义务等，让男人望而生畏，只敢看不敢咬鱼饵。
妖精很自然地与我常来常往，最后走入我这个圈子也是自然而然的。被我拉入这个圈子的，可以说不少是当年的情敌。谈不上对男人如何苦大仇深，只是抱着爱情的枕头，女人做了一场梦，不值得做第二场而已。
我们不对人这样，就会被人，——那样。
我们不善躲藏，就会遍体，——鳞伤。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信马，——由缰。
管它什么方向，都去走它一趟。
搞不明白往日第一号男子汉崔健为什么近来总为女人作歌，这首《他妈的，猪猡！》在体育馆一演唱，便被大街小巷的女人们叼在了嘴里，口香糖一般来回嚼。
本地报纸记者采访妖精，她扯上一大堆“新构造女性主义”宏论，最后干脆说，玩弄一个你厌恶已久的男人就像做党八股文章，有预备期、调节期、冲刺期、高潮期、泄欲期、舒缓打发期和清除期。不这样分段厘清，按部就班，不就总会觉得有个地方空得慌？
她高声笑着，那个羞怯腼腆的比较文学研究生已在飞逝的时光中消失了吗？路灯的光亮间或打在我的身上，而我的脸始终在帽檐的阴影中。宽敞的马路上，摩托车引擎声在楼群间隆隆地回应着，高架单轨环城车、地铁站马路两旁的巨幅标语和广告在我们头顶呼叫，被风吹得乱舞。
坐在我身边的债主是我的第一副手，军师。她又在唠叨，翻来覆去的话是说她不应该在那个不该下冰雹而下冰雹的时候看见我。当时我站在河边，面朝长满苔藓、青草的桥墩，往水里一页一页扔我的小说手稿，我的表情不麻木也不哀伤，像是在做一件应别人所请的事，很认真。所有从桥上经过的人都慌着躲避满天突然降临的手指头大的冰块儿，就这个看起来贤淑的外科女大夫，注意到桥下有一个和这天气和这世界不相关的人，在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女大夫走到下游，徘徊歧路，不知何去何从。她顺手将漂浮在河边灰黑水面上的稿子拾起几页，字迹已经漫漶，读起来不知所云，前言不搭后语。她却越读越激动，最后没命地往上游奔来找我，正好在我扔完了稿子，考虑是否把自己往河里扔时，她抓住了我这个千年一遇的知音。
猫右手握着方向盘，左手放在排挡杆上说，什么不都是命定的嘛，有缘，咱姐们儿！
“这不是命。”债主说，“你们看我吧，结过三次婚，第一次丈夫嫌我不会生小孩，第二次丈夫凡事都记账，一小瓶酱油、一度电，包括我的卫生巾消耗量。”
“第三次婚姻，新郎有心脏病，死在婚床上。”猫插话。
“哎，他不死，我看也过不长。三次婚姻一次比一次短，我干脆做了快乐的寡妇。”债主反对把一切变化和奇遇都说成是上天安排的。男人口口声声说女人愚蠢，咱们能聪明点，就聪明一点。
我对猫说，当我们聪明一点之后，便遇到了你。
关于猫的传说太多，有人说她是名教授之后，又有人说她是名演员的弃女。待她成为一只名猫后，身世不明，反而给她增添了神秘的诱惑，特别是那一身白衣，加上在阳光下微微泛着红光的黑发，使她身后永远跟着一群人。她的乐趣、嗜好就是她的职业，就靠“趣味”，她成为这个城市里可以数得上来的年轻富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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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露出迷人的微笑，对后视镜中的我和债主说：“知道吗？那时，我对你们早就心仪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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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诗这么描绘插入中文系三年级的作家：世界是一幢网状的大楼左右颠动，他们附在上面，像猫头鹰的眼睛。
别的大学生喝墨水，他们喝酒，而让墨水洒在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骄傲的资本。大学生稚气未脱，而他们有上过越南战场的，当过知青去过边疆的，曾在天安门前接受过伟大领袖检阅的，在煤矿挖过十年煤的，甚至有蹲过大牢的。只是没有几个人愿拍胸膛，声称自己把图书馆迷宫似的小径走遍。书容易打开，也容易合住，合住了，便再也出不来了。做学问无疑是陷阱中最无聊的一种，比中世纪的抄书匠略高明一些而已。
当然，这只不过是职业需要的自我广告。但自从作家班开办之后，大学面目全非却是事实。
校园依然绿树成荫，草地青幽，但墙上张贴着奇奇怪怪的招贴，诸如需要氰化钾复仇，高价出卖一夜之欢等，每个角落都有纸片字条表明校园的生机勃勃。学生开始失魂落魄，教师无所事事，骑着自行车游荡，甚至与学生一起出入学校酒吧，参加每晚移动的炫技，深夜不归，有意让老婆或丈夫生气。
但是，比起我的同学们，那些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主编显然活得更有趣，他们是快乐游戏的高手，懂得怎样使日子过得不同寻常——快乐嘛，就是视野宽阔，跳过人生中一切烦恼的事，包括编辑只是为人作嫁衣，作者一成名就扔掉对他们献媚的面具之类的牢骚和时而冒出的自卑心——只要懂得如何使用权力。政变和大革命的暴风雨之后，还有漫长的风和日丽的和平年代。如果我们尚没有再次听见“狼来了”，那么快快端坐到桌前，完成许多许多次最后晚餐中的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