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透视“中国式慈善”(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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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王牧笛:而且他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教育这两个领域。
郎咸平:现在弱势群体对这个事情的支持就已经反映了民意,民意讲的跟我们几个讲的是一样的。你的动机我不想知道,你跟税务部门的关系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问你,你捐了没?你捐了。那么那些批评他的人呢?你批评得很大声,你捐了吗?
王牧笛:有人在怀疑这是虚假捐款,还有的怀疑他是想跟政府搞关系——各种各样的质疑。
郎咸平:坦白讲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批评家,请那些批评的人先想想看,你自己做到这步了吗?那你批评他是什么动机呢?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一下,你这个动机是想打击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是想怎样?
石述思:其实,陈发树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一种典型心态,他通过慈善完成了一次公共形象的塑造。
王牧笛:咱们今天聊了信仰,然后聊了制度,是否可以从技术这个层面切入到这个话题?陈发树之前一直想做中国的巴菲特,结果打工皇帝唐骏一来,改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了。其实在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受到过质疑,这个质疑就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比如说,比尔·盖茨基金会每年会拿出5%的资金去做慈善,而就是这5%可以让基金会其他的资本运作有减免税的优惠。很多媒体评论说,比尔·盖茨这个基金会比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赚得还要凶。而这个陈发树现在也受到这种质疑。
郎咸平:这个很正常,你说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基金会赚钱不也是很多吗?这个很正常,它这个钱总要生钱吧,不能放在那边等着贬值吧。
王牧笛:这是唐骏的想法,他给陈发树的建议就是,慈善要想有可持续的能力,就是要保值增值,这样才能不断地进行财产的聚散。
石述思:我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我相信制度。你比如说我们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有规定,不管是股票还是现金,你要捐了,你每年必须拿出8%去做慈善事业,你的运营成本不能超过10%,这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这83亿每年就要捐6亿多,我估计这个是民营企业承受不了的。
王牧笛:所以现在媒体在讨论,到底是83亿进入资产池,还是说股票的红利进入资产池。
石述思:还有税的问题,如果企业真的去做慈善,真的做了所谓避税的事情,我们的政策能不能跟进。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规定是滞后的,没有对我们的企业家做慈善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郎咸平:都是消极的防备。
石述思:首先操作过程就是一场马拉松,何况再加上我们如影随形的精英们那种苛刻的眼光,以及我们对他原罪永不休止的追问。
郎咸平:真可怜,想想捐个钱何其难啊——前有狼,后有虎,中间一群小老鼠。
石述思:十年前有个民营企业家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傻×才当企业家》。我想替民营企业家说句话,我们当然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呼唤阳光下的财富,但是它不阳光这个沉重的责任,难道我们总是让企业家独立来承担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担当。法治不应该仅仅是企业家的信仰,还应该是全社会的信仰。面对陈发树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些该担当的东西没有担当起来。
郎咸平: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事件,整个社会应该做个反思,我们如何能够从消极、防备、批评、扯后腿变成一个积极的鼓励。
石述思:我觉得即便是陈发树有问题,那也需要得到官方的核实,而不是胡乱猜测。
王牧笛:现在这叫媒体的狂想。
石述思:单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小农经济五千多年了,我们这个民族没富过,什么时候集体富过啊?好不容易托改革开放的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通过陈发树现象,也在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仇富,我们希望有道德的富、有法制的富。
郎咸平: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富人,能够自觉地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像陈发树一样做一个慈善基金,然后政府也能够配合,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形成一个更和谐的局面。
bsp; 王牧笛:而且他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教育这两个领域。
郎咸平:现在弱势群体对这个事情的支持就已经反映了民意,民意讲的跟我们几个讲的是一样的。你的动机我不想知道,你跟税务部门的关系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问你,你捐了没?你捐了。那么那些批评他的人呢?你批评得很大声,你捐了吗?
王牧笛:有人在怀疑这是虚假捐款,还有的怀疑他是想跟政府搞关系——各种各样的质疑。
郎咸平:坦白讲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批评家,请那些批评的人先想想看,你自己做到这步了吗?那你批评他是什么动机呢?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一下,你这个动机是想打击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是想怎样?
石述思:其实,陈发树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一种典型心态,他通过慈善完成了一次公共形象的塑造。
王牧笛:咱们今天聊了信仰,然后聊了制度,是否可以从技术这个层面切入到这个话题?陈发树之前一直想做中国的巴菲特,结果打工皇帝唐骏一来,改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了。其实在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受到过质疑,这个质疑就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比如说,比尔·盖茨基金会每年会拿出5%的资金去做慈善,而就是这5%可以让基金会其他的资本运作有减免税的优惠。很多媒体评论说,比尔·盖茨这个基金会比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赚得还要凶。而这个陈发树现在也受到这种质疑。
郎咸平:这个很正常,你说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基金会赚钱不也是很多吗?这个很正常,它这个钱总要生钱吧,不能放在那边等着贬值吧。
王牧笛:这是唐骏的想法,他给陈发树的建议就是,慈善要想有可持续的能力,就是要保值增值,这样才能不断地进行财产的聚散。
石述思:我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我相信制度。你比如说我们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有规定,不管是股票还是现金,你要捐了,你每年必须拿出8%去做慈善事业,你的运营成本不能超过10%,这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这83亿每年就要捐6亿多,我估计这个是民营企业承受不了的。
王牧笛:所以现在媒体在讨论,到底是83亿进入资产池,还是说股票的红利进入资产池。
石述思:还有税的问题,如果企业真的去做慈善,真的做了所谓避税的事情,我们的政策能不能跟进。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规定是滞后的,没有对我们的企业家做慈善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郎咸平:都是消极的防备。
石述思:首先操作过程就是一场马拉松,何况再加上我们如影随形的精英们那种苛刻的眼光,以及我们对他原罪永不休止的追问。
郎咸平:真可怜,想想捐个钱何其难啊——前有狼,后有虎,中间一群小老鼠。
石述思:十年前有个民营企业家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傻×才当企业家》。我想替民营企业家说句话,我们当然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呼唤阳光下的财富,但是它不阳光这个沉重的责任,难道我们总是让企业家独立来承担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担当。法治不应该仅仅是企业家的信仰,还应该是全社会的信仰。面对陈发树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些该担当的东西没有担当起来。
郎咸平: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事件,整个社会应该做个反思,我们如何能够从消极、防备、批评、扯后腿变成一个积极的鼓励。
石述思:我觉得即便是陈发树有问题,那也需要得到官方的核实,而不是胡乱猜测。
王牧笛:现在这叫媒体的狂想。
石述思:单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小农经济五千多年了,我们这个民族没富过,什么时候集体富过啊?好不容易托改革开放的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通过陈发树现象,也在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仇富,我们希望有道德的富、有法制的富。
郎咸平: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富人,能够自觉地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像陈发树一样做一个慈善基金,然后政府也能够配合,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形成一个更和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