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14章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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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笛：所以教授、肖锋兄，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学理性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学的命题。当年发展经济学很火爆，但是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发展跟增长是被分开看做两个概念的。就像教授刚才谈到的，如果是一个低就业、少福利的高增长，我们要来干吗呢？
闫肖锋：对。所以我们要习惯这样一种思维，就是要从以前的有增长、无发展或者少发展，变为低增长，但是有长足的发展。现在正是一个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各种产业结构的好时间。
郎咸平：昨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2010年国企利润高达4800多亿。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是很亮丽，这个百分之几，那个百分之几，什么又创下新高等，但我请问你，这跟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又回到原点，就是说在低增长时代，我们政府执政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注意老百姓能够获得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2010年央企实现净利润是8522亿，那我请问你，这个钱你准备怎么去用呢？如果政府用这个钱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话，这会是什么样的贡献？或者，如果都用来建保障房的话，一年大概可以达到5亿平方米的保障房。我们要晓得，我们不需要增长，但是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过得更富足，这对老百姓就有十足的意义。
王牧笛：教授刚才讲的央企的利润，是来自于国资委日前发布的央企的“成绩单”，其中有一个“盈利王”就是中石油，中石油是1241亿的“盈利王”。
郎咸平：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油价天天涨是不是？
王牧笛：对，然后三大石化巨头的共同盈利是2705亿。您知道有关部门的报告是怎么说的吗？它说，这样的业绩归功于这三大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它这个报告说完以后，全国人民都笑了。
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最关键的还是要启动一个民族的创新机制。如果一个民族都不想创业了，不想创新了，只是炒炒房地产，然后通过简单代工挣点加工费就行了，那是不可能跳出陷阱的。
闫肖锋：谈到经济的低增长，也有很多学者提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的时候，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结构问题，都会集中地爆发。
郎咸平：我也得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问题太过逃避，因为任何国家走到低增长阶段一定都会发生各种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闫肖锋：我归结了一下，一般来说要跨出这个低增长的陷阱，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爬坡期，爬坡期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
郎咸平：还有永远爬不出来的，菲律宾就是。
闫肖锋：对，在这个爬坡期呢，必须要面对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这种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资源都逐渐消失了，这个时候经济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王牧笛：就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说的那个“刘易斯拐点”。
闫肖锋：对，怎样进行产业升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富跑跑”的问题，怎么样拢住这批富人？因为拢住他们就拢住了资本，拢住了创业。第三个问题，怎样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把那8000多亿全部用在老百姓的福利、劳保上，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大家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才不敢花钱的。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怎样解决阶层固化、社会固化的问题。怎样让有能力的人，社会中最有冲劲的这个群体，突破阶层的瓶颈，使得整个社会重新充满活力。
王牧笛：其实肖锋兄说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观点是说，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DP在3000到10000美元的时候，它既有的一些发展战略，或者现代化的目标可能会受到阻碍，而当年快速增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会集中地爆发，比如说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但我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应该是“郎眼”格外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洲“四小龙”当年也经历过这种中等收入的陷阱，但为什么它们跳出来了，而东南亚、拉美、非洲都没有跳出来？
郎咸平：跳不出来的是大多数，跳出来的只是少数，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旦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是什么？到了低增长时代，企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这“四小龙”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企业利润帮了个大忙。讲得更具体一点，这就是该转型升级的时候了。我想再谈一个观点，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碁等，在当时这叫做台湾的“腾笼换鸟”。也就是说，台湾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这些企业突然就起来了，怎么起来的？它们提出一个代工的新思维，我们现在把当时台湾的代工都理解错了，我们认为做运动鞋叫代工。
王牧笛：我们说到代工的标志就是富士康。
王牧笛：所以教授、肖锋兄，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学理性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学的命题。当年发展经济学很火爆，但是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发展跟增长是被分开看做两个概念的。就像教授刚才谈到的，如果是一个低就业、少福利的高增长，我们要来干吗呢？
闫肖锋：对。所以我们要习惯这样一种思维，就是要从以前的有增长、无发展或者少发展，变为低增长，但是有长足的发展。现在正是一个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各种产业结构的好时间。
郎咸平：昨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2010年国企利润高达4800多亿。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是很亮丽，这个百分之几，那个百分之几，什么又创下新高等，但我请问你，这跟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又回到原点，就是说在低增长时代，我们政府执政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注意老百姓能够获得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2010年央企实现净利润是8522亿，那我请问你，这个钱你准备怎么去用呢？如果政府用这个钱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话，这会是什么样的贡献？或者，如果都用来建保障房的话，一年大概可以达到5亿平方米的保障房。我们要晓得，我们不需要增长，但是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过得更富足，这对老百姓就有十足的意义。
王牧笛：教授刚才讲的央企的利润，是来自于国资委日前发布的央企的“成绩单”，其中有一个“盈利王”就是中石油，中石油是1241亿的“盈利王”。
郎咸平：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油价天天涨是不是？
王牧笛：对，然后三大石化巨头的共同盈利是2705亿。您知道有关部门的报告是怎么说的吗？它说，这样的业绩归功于这三大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它这个报告说完以后，全国人民都笑了。
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最关键的还是要启动一个民族的创新机制。如果一个民族都不想创业了，不想创新了，只是炒炒房地产，然后通过简单代工挣点加工费就行了，那是不可能跳出陷阱的。
闫肖锋：谈到经济的低增长，也有很多学者提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的时候，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结构问题，都会集中地爆发。
郎咸平：我也得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问题太过逃避，因为任何国家走到低增长阶段一定都会发生各种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闫肖锋：我归结了一下，一般来说要跨出这个低增长的陷阱，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爬坡期，爬坡期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
郎咸平：还有永远爬不出来的，菲律宾就是。
闫肖锋：对，在这个爬坡期呢，必须要面对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这种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资源都逐渐消失了，这个时候经济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王牧笛：就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说的那个“刘易斯拐点”。
闫肖锋：对，怎样进行产业升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富跑跑”的问题，怎么样拢住这批富人？因为拢住他们就拢住了资本，拢住了创业。第三个问题，怎样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把那8000多亿全部用在老百姓的福利、劳保上，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大家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才不敢花钱的。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怎样解决阶层固化、社会固化的问题。怎样让有能力的人，社会中最有冲劲的这个群体，突破阶层的瓶颈，使得整个社会重新充满活力。
王牧笛：其实肖锋兄说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观点是说，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DP在3000到10000美元的时候，它既有的一些发展战略，或者现代化的目标可能会受到阻碍，而当年快速增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会集中地爆发，比如说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但我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应该是“郎眼”格外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洲“四小龙”当年也经历过这种中等收入的陷阱，但为什么它们跳出来了，而东南亚、拉美、非洲都没有跳出来？
郎咸平：跳不出来的是大多数，跳出来的只是少数，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旦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是什么？到了低增长时代，企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这“四小龙”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企业利润帮了个大忙。讲得更具体一点，这就是该转型升级的时候了。我想再谈一个观点，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碁等，在当时这叫做台湾的“腾笼换鸟”。也就是说，台湾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这些企业突然就起来了，怎么起来的？它们提出一个代工的新思维，我们现在把当时台湾的代工都理解错了，我们认为做运动鞋叫代工。
王牧笛：我们说到代工的标志就是富士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