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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颁布“畿县保甲条例”，主要内容为，一是确定十家为保，五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选择殷实上户担任保长的组织法和阶级厩剐，二是确定保甲承担值夜，捕盗义务及连坐法，三是定期轮训保丁和大保长，四是定期考绩，选拔奖励有功人员．熙宁五年部分保丁取代厢兵之巡检职务．熙宁八年(1075年)全国保甲由司农寺改隶兵部，归枢密院统一指挥。
熙宁九年(1076年)，京畿及各路在编的保丁约计六百九十三万余人，正规受训者约五十六万人，说明保甲法是得到切实施行的．由于保丁是无偿义务兵役，劳役和经济上负担很重，因此，类似断指自残以避役者并非虚构之事，更由于王安石创保甲法的根本目的是以民防民、以民铡农。以民制兵、以民代兵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一切正义之人民反对这个压迫人民之工具，但一切执政者总是强调其维护治安，防御外敌的作用，而美化并发晨其职能，使之成为摧残民主，残害志士，压迫人民之工具。王安石成为这项新法的始作俑者。
免役法兴
十二月宋廷颁布免役法条例．旧差役法按农村五等主户分别承担州县衙门及乡里之职役与力役，从事管理府库、粮仓，运输贡品、征收赋税、充任弓臂手。壮丁及一应劳役之事。由于衙前、里正，誊长等职役事属基层政权职能，向由上户轮充，以赔累破产危及农村之阶级基础．故王安石制订免役法，按五等户尉出钱免役(或募役)；并规定愿不服差役之官户；单丁、女户、寺观户也一律减半出助役钱．实施过程中又改以重定资产等级或以田税、籽种敷定缓纳免役钱外，加纳二分免役宽剩钱，又增收千文之五的头子钱．据熙宁九年收入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对照主户数的每户每年纳一贯，是年支出募役钱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实存宽剩钱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则宽剩率达百分之六十，远过二分之数．熙宁期间免役法弊端最多．侍御史周尹指出出钱未能真正免役，民间输役一切如旧，天下都说朝廷聚敛，不无疑怨．其实是民怨沸腾，这就揭露了王安石说的免役法均平如一，减轻了农民负担是欺骗。免役法的实质内容，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全体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国家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不难看出，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之无偿劳动力。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筹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颤，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颤(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盆就是所谓理财有其法。奖赏有其术、实际为国富，官富服务的免役法的本质和真相．这就在实践上无可避免地必然产生一系列社会悲剧后果，差役法时担任主要职役之上户，现在仅仅支付有限之免役钱颤而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社会市场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何来再生产之能力，社会阶级矛盾达于沸点。王安石对此归咎于吏缘为奸，他不肯承担这是他把免役法作为理财手段的必然结果之罪责，而说什么“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强调变法前亦有此现象．然而，他不敢承认差役法衙前役使少数上户破产，而现在则是大量下户流离失所的事实。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采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不能不看到，九百年前我国已有了从实际出发的科举、学校制度．当时也存在投书于王安石名下营私附党的幸进之徒，最终破坏了变法。这年秋，王安石刊刻儿子王芳的策论文章出售于市，果然使神宗觉察而录用为祟政殿说书的潜在目的．一向标榜狷介清高的王安石在革新科举制的同时，又小施权术杷儿子王芳安插于皇帝左右，以为耳目和影响神宗对新法视听，进而为王芳谋特进之机，这是王安石思想品格的另一个侧面写照。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决不会自己去获取私利．这个侧面说明王安石复杂的思想中，确实有此目的，不挥手段的刑名法术杂家思想的成分，使他标榜法圣贤而行动上却循名而不责实。
同年八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曾在熙宁初进《平戎三策》的原州治刑狱曹官的王韶．被任命为独挡西夏军事方面的洮河安抚司主管。此后，王安石与王韶之间一直保持着指导的特殊关系．这是王安石要为“强兵”找到可靠的执行者，同时，也把相权伸进了军权领域，不难看出他是有私心的。
同年十月颁布任子法，要求对官员子弟同样贯彻择优录用原则，以克服恩荫之滥的弊病；联系王安石为儿于王芳谋捷径的做法，又不能不看到其言行不符，这是变法一定要失败的先兆吧熙宁五年(1072年)，有几件重要事件之一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而党争激化。王安石竟至采取在京城设立武装特务——逻卒一来察访“诽谤”或一般议论改革时政的反对者．目的是钳制舆论，走到与秦始皇惩办“偶语”与“腹诽”一样的武力镇压政治犯的道路上去了。
堂堂市易皇皇求利。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王安石颁布市易法，这是他改革商业体制，继通过均输法确立商晶运销流通领域的国营商业体制以后，在京师及各路通商城镇建立国营销售与商贸的体制，把条条与块块组合戒商业网．市易法实施过程中，建立统辖全国的都市易司，由吕嘉问为都提举，地方分设市易司、务，宋廷拨内库钱，地方盐钱、度僧牒钱为本钱，延聘私商掮客参加经营活动．上至内廷珍宝供奉、下至水果零售，均在统销之列。市易司名义上肖有对行贩，小商之抵押借款业务，但实际开展不多，此外，也开发边疆贸易，充实军需物资，市易活动最早就是由王韶倡办的。
市易法的实施带来的弊病板多，这种国营垄断商业机构，势必摧残商品货币经济中萌发的新因素，排挤商贩的正当活动，·面好吏与豪商勾结，使正常的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小商及居民深受其害．三司使曾布揭露吕嘉问重利盘剥行商，文彦博愤于果品专卖而指责“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的做法，关键仍是王安石将市易法列为理财聚敛之手段与目的，而失去积极意义。
保马方田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王安石参照旧户马法而制订“保马法”，改革旧徒设马场而养成无几之马政．国家给马驹或马价，给以少量报酬，责成京嵌及五路义勇保甲户自愿承养一至二匹；建建立结保赔偿与定期交马制度，使战马养成于相宜环境之中，取得恩宠实效．由于王安石法意之主旨，在于利用养马户之廉价劳动力以减少财政开支，所以，一旦马匹伤亡，病民之弊就更为突出了。
同年八月，颁行方田均税法子京畿、京东、河东、河北、陕西等路施行．这是因为大土地兼并发展至争夺国家控制之土地，而官户富豪地主兼并土地，采取隐瞒逃税的办法，破产小农则失地而税存，这就使统治危机加深和统治内部矛盾突出．王安石制订的方田均税法，旨在限制兼并，夺回国家之权益和改善小农之处境。条例规定丁清丈办法，计算单位，土地等级，纳税等额、地权执照与登记账籍等一整套措施，选拔官员主持实施工作．但由于兼并之家充任大小甲头，勾结胥吏从中破坏，旧有弊端无法完全去除．在实行十四年之后才清丈二百四十八万余顷，不及耕地半数．神宗逝世前知方田均税法扰民而罢。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建立经义局，王安石主其事，子王芳与吕惠卿同为修撰。主要是变法中各方人士对“法先王”之认识各异，为统一思想，王安石就想从统一“诗、书、礼”三经的认识入手，来改变旧的混乱矛盾的注解，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新解．《三经新义》就是在取信神宗、反击反对派和统一变法队伍认识的需要下开始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王安石对经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不满足于旧学派的牵强附会，而要求臻于真知之境，因此，在注释《三经新义》中，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直至熙宁八年六月始进呈御览，神宗命颁行于学官，成为上至太学下至县学的钦定教科书，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王安石也面临着经义本意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常常受制于变法实用与理财实利而别作经解，这说明在思想言行上自己未统一于儒家经典的本义。所以欧阳修说他在青苗取息高出“周官”一倍时，是打着先王之名，而行聚敛之实。
收复河湟
同年的十月，王韶在王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里的大胜利．神宗临戴宸殿受朝臣贺，对王安石说，当初我信心不足，幸赖你助我，才有此成功．遂解所佩玉带以赐之，这是对王安石的殊宠，可惜只是县花一现，政治舞台上的风云骤变。
尽管王安石回答过神宗关于天变不足畏，人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质疑，但神宗并没有真正受“三不足”思想的洗礼．熙宁七年(1074年)春，河北等地旱象严重，九月不雨，兔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时曾受王安石知遇之恩的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见新法招致天怒人怨，欲猛醒王安石，遂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或身无完衣，或拆屋纳钱，种种惊心怵目之状，竟夕不眠，示之后宫，后妃饮泣。遂于次日发常平仓粮赈灾，几尽罢新法，是日果然降雨，民间欢腾，以为罢新法而患天怒．朝臣入贺，问所原因，神宗出示《流民图》。于是有人追究擅发急件之罪，而郑侠几乎长禁。吕惠卿，邓绾劝帝不能轻信郑侠之言，而尽废新法．神宗在考虑皇帝威严与新法之命运关系后，废除方田均税法外尽复新法。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神宗下罪己性质的求言诏．司马光感泣而上书，仍请罢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及西夏用兵，这道诏书与札子决定了王安石不能再留在相位上了，他六次上书请求解除机要职务．太皇太后对神宗说，民间怨青苗、免役，不如暂罢其相．这里寓有明罢暗保之意。这样，王安石终于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的新职衔，于六月十五日回江宁就职，已是54岁了。临行荐韩绛、吕惠卿为宰、执以自代。
在此后的不到一年里，吕惠卿恃才傲物，排斥韩绛而独揽相权．他看准神宗也是个“要钱皇帝”而实行“手实法”，以盘对民产，提高户等来增收免役钱额，至此，免役法已完全成为掠夺民财法了．另一方面，想用所谓“特赦”的办法，使王安石永远不能恢复相位而启神宗之疑。韩绛劝神宗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下诏复相，王安石没有谦辞，而匆匆赴任。
相位重临 事无可为，离开相位虽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变化太多，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暗中倾轧关系，标志着变法队伍的日趋分裂，虽然他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王安石已无能为力了．六月间，王安石进《三经新义》，想统一变法队伍，也巳不可能了．两天后，神宗晋升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雾为龙图阁直学士。后者是通往宰执的阶梯，故王方照例要谦辞一番。吕惠卿劝神宗准许辞去龙图阁直学士，以绝王氏进身之阶．至此，王、吕疑怨日深，已难共处．正值朝野积恨于“手实法”，于十月罢去此法。同时，因御史蔡承禧揭发“惠卿弟试国子监，而惠卿弟方通”主考的舞弊案，而罢吕惠卿副相。可见，变法派首脑已不能一道共处，时灾异又起，神宗减少饮食以求直言，而王安石劝以毋信迷售之言．神宗以民间苦新法而把灾异原因归于制法者，王安石卧病不出，至此，君臣疑怨日深，过去言听计从的亲密关系巳一去不复返了。时邓润甫上疏指出，近来朝臣之间相互告密非国家之好事，主张用忠厚之丞．而新任命的陈襄则建议更换朝臣，认为司马光、苏轼、郑侠等三十三人不应当长期在地方。至此，这种夺取中枢大权的政治斗争巳白热化．王安石用神宗向来不满意的门下士以巩固相位。于是，自己权益重而招疑愈深。
熙宁九年(1076年)，王芳唆使练亨甫、吕嘉问诬告吕惠卿向华亭县借款购置田地，而使吕惠卿去职之冤案，由于吕惠卿在陈州上疏自白无此事而揭开盖子．吕惠卿指责王安石一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完全抛弃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专门搞权术以捧斥异己。在神宗责询下，王安石虽不知此事，归询王芳，芳见事情败露，疮溃而死。至此，王安石悲痛自己绝后，上书辞职。十月间，神宗亦厌王安石之所为，乃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而第二次罢桐，前后在相位八年。第二次罢归江宁府，已只是副职了，王安石自然不愿再居地方官位，所以，第二年又几度上表辞去江宁府职，仅仅领集禧观使虚衔。
恩宠倍增
宋神宗自19岁即位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已28岁．这位年轻皇帝的早年作为，主要得力于王安石和新法，现在亲掌大权，而新法照旧实行下去．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恩宠也不断．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辅助他在变法的政治风浪中成长，新法虽然扰民，但为他挣得了一大份家产；在王安石当政期间，虽然后来在对辽的关系上割地七百里，但从西夏手中毕竟夺回了二千里故汉地，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目标虽然未完全实现，但积贫的局面，毕竟通过王安石的新法从广大农民手中夺取财富而有了改观：王安石后期虽然结竟营私，但对他本人则是忠心耿耿，没有谋叛之心，只是要求巩固相位而继续忠于他，这是使神宗眷念这个老臣的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政治上日趋成熟的神宗懂得对于王安石的恩宠，对群臣是一面臣忠君贤的闪光的旗帜，也是一袭带刺的锦袍．神宗为自己的圣明、为宋朝的基业是不肯丢弃这面旗帜的，不然岂非是鼓励臣下怙恶和不忠于他嘛。这就是对王安石恩宠不衰的真正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三年，又特进为“荆国公”，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以前，尚下诏特进为“司空”。
对于一个从权力顶峰跌下来的王安石，虽然得到这些荣宠是史无前例的，显然没有这些保护伞，他的退休生涯在政治上将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对于一代权臣、名相、改革家王安石来说，他毕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余恩空誉不及半寸权力。因此，他虽然照例要上表谢恩，照例与同僚权贵作些文字酬酢，照例要将感激君恩的心情形之于诗文，以便传之于神宗，使之理解老臣的知遇之恩。但是王安石的十年退休生涯，并不真正是轻松的、无忧无虑的。他的内心不可能象诗歌那样歌颂圣德；宏恩和描绘变法换来的人间春色，而是充满着进也忧、退也忧、忧君忧国忧变法，也忧自己的老来失子，晚景空虚。他需要精神寄托，因而皈依起“我佛如来”来了，这不仅需要麻醉或者某种程度欺骗自己所主持的天翻地覆的变法运动是真正有益于百姓的：也需要寻求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来寄托来世的因缘。虽然，退休后的真实感受是冷酷的，依然是“官乱于上、民贫于下”．但王安石感到佛教能引导自己把这些众生相，视作如露亦如电的幻境，使他自己能从“三不足”的与天斗，与人斗、与祖宗之法斗的斗争哲学里得到解脱。
驱使王安石晚年皈依佛教而做个在世出世或者出世在世的禅林居士的原因，不仅有政治的、退休后的集禧观使的闲职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芳死于发背，而且是王芳自己用诬构吕惠卿罪状而败露的政治催命符催他死的。这就使王安石幻念到好象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把昔日的忠诚同僚推到了他的对立面，昔日受恩于他的郑侠，吕惠卿变成了仇人，昔日豪华的相府没有了继承人而如一推断垣．这种恩即是仇、有即是无、荣即是衰，把他很快地过渡到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四大皆空、万念俱灰的空灵境界。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已是56岁了。他携带全家老幼与儿子王芳的灵柩，在飒飒秋风，滔滔江声中回到扛宁，葬子于蒋山．(即懂山)脚下，建祠于宝公塔院，并为超度亡魂而几次举行道场，也许是在超度自己痛楚的心灵吧！芳娶同乡庞氏之女，年后曾生一子，以不肖己而虐待致死．或云安石见芳夫妇反目，择婿遣嫁儿媳，或云芳死以后，安石之媳捐地千顷于寺庵而后遁入空门为尼，皆无确载。
王安石归江宁后，择居于锤山半坡，修筑宅院园苑甚简，自号曰半山老人。常骑驴出游，蹄声得得，懈叶萧萧，扛涛帆影，画图难足。因集句作．《桂枝香》．下阙云：“念往昔豪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对照当年初行新法时看到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向荣情景，毕竟已是物换星移了。若有所闻民间悲恨相续之声滚滚而来，若有所失于豪华竟逐之往昔富贵，若有所感于契丹来服，失地七百里而怕听商女犹唱后庭遗曲。
归隐岁月，长日漫漫。或信步松石之畔，或寻访耕樵于茅舍，或听掸于寺院，吊觉海之长逝。因作《白鹤吟》云：“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王安石用赋比兴的手法，抒发自怜之情和痛恶吕惠卿一类红鹤之恨如闻其声，溢于言表．然而，红鹤并未消失，恰恰飞到江宁来了，元丰三年(1080年)，当神宗特进王安石为左仆射荆国公(简称荆公)，之际，吕惠卿忽然知江宁府，成为荆公的父母官了，这也许是巧合。吕表示愿捐旧恶，而王安石也答以：与公同心，以往异意，皆为国事，岂有它哉。
也正是王、吕巧处一地，于是引出王安石的《后元丰行》来了。诗云：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鲥鱼出网蔽洲堵……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逢人欢笑得无愁。只要对照熙宁七年的身披锁械、拆屋卖瓦的《流民图》的景状，那么今天是风调雨顾，载歌蓑舞、丰衣足食的极乐世界了．这不是圣上的英明和知府的贤德的体现吗《后元丰行》的写作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它是王安石歌颂元丰续行新法的成效；因而也是歌颂他自己的主持过的变法呢还是因为知府之侧，当然只能歌颂神宗亲自主持新法，比自己主持熙宁变法好呢总之，这里也许隐藏着诗人的苦衷．看来，王安石不致因为荆国公的一顶桂冠而高唱颂歌的。
荆公魂归
退休生涯中的离愁别恨仍然烦扰着荆公。有次收到二女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扛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照理，女儿的恋亲之情，将使荆公的铁石心肠化作片片思女泪，设法让凄凉痛苦中的女儿回到娘家来叙叙天伦之乐．然而，荆公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原来女儿所嫁是丞相吴充之于为长安县君。而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再亲密往来，岂非易启神宗之疑嘛。这就是荆公要使青春年华的女儿服从政治避嫌而了却尘缘的真正原因。于此可见荆公的恩宠岁月的实况．这就是《辨奸论》说的事有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的侧面的辨析．其实荆公并非真要出世。
在晚年使荆公引为快慰的莫过于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轼迁官过江宁来访问，与荆公同游蒋山，诗酒往还；留下了佳话。在变法问题上，苏轼是反对青苗、免役诸法的。但时过境迁，这两位文名冠盖当世的唐、宋八大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终于尽捐前嫌，在六朝金粉胜地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恃情画童的精神境界里，以文会友，细论古今文学，建立起亲密的友谊来。苏轼在江宁盘桓数日中，留下了不少佳作．其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沾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等句，寄托着一个被贬请官员的“障日”，“浮天”的超然出世的心情．而荆公以近作示之，其中有“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警句．这是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故事来抒发自己从宰相高位，走到与李白一样的坎坷道路上来的心情。苏轼说，自屈原，宋玉千古以来，再也见不到《离骚》句法了，今天有幸拜读．荆公答以，我自己评价也不低，不过不愿为庸俗的人去评论罢了。这次交往，使荆公感到这位苏东坡的确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奇才。而偏偏在最讲“人才为先”的自己手里，因为政见不同和吕惠卿的忌才挑拨而蔽掩了自己的眼睛，一直没有使贤才摆脱遭屈的命运，而现在自己已是下野之身，爱莫能助了．这种贻误人才的自省，不能不使荆公想到熙宁变法中的“台倾风久去，城踞虎争偏”的纷纭岁月，更加觉得夹杂着个人功名富贵而争荣政坛的往事，已如一续青烟般消逝，而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解脱的时候了。
就在这年秋天，他两次上疏神宗，请求批准将自己筑于蒋山的半山居的园屋捐献为寺院，表面上是为了“永祝圣寿”。又将自己俸禄与王芳死后的赐银所购置的田产，也捐献为寺产．得到神宗御题为“报宁禅寺”。“报宁”的含意是微妙的，是荆公报熙宁的知遇之恩呢还是报江宁百姓的哺育之恩呢所以，后来改为“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自己在江宁城中租屋而居，当年的宰相府的显赫是完全看不见了。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当荆公听到自己为上户谋、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而忧思如涌。四月，这位咤叱风云的改革家、文学家就与世长逝了。
思想卓越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二月颁布“畿县保甲条例”，主要内容为，一是确定十家为保，五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选择殷实上户担任保长的组织法和阶级厩剐，二是确定保甲承担值夜，捕盗义务及连坐法，三是定期轮训保丁和大保长，四是定期考绩，选拔奖励有功人员．熙宁五年部分保丁取代厢兵之巡检职务．熙宁八年(1075年)全国保甲由司农寺改隶兵部，归枢密院统一指挥。
熙宁九年(1076年)，京畿及各路在编的保丁约计六百九十三万余人，正规受训者约五十六万人，说明保甲法是得到切实施行的．由于保丁是无偿义务兵役，劳役和经济上负担很重，因此，类似断指自残以避役者并非虚构之事，更由于王安石创保甲法的根本目的是以民防民、以民铡农。以民制兵、以民代兵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一切正义之人民反对这个压迫人民之工具，但一切执政者总是强调其维护治安，防御外敌的作用，而美化并发晨其职能，使之成为摧残民主，残害志士，压迫人民之工具。王安石成为这项新法的始作俑者。
免役法兴
十二月宋廷颁布免役法条例．旧差役法按农村五等主户分别承担州县衙门及乡里之职役与力役，从事管理府库、粮仓，运输贡品、征收赋税、充任弓臂手。壮丁及一应劳役之事。由于衙前、里正，誊长等职役事属基层政权职能，向由上户轮充，以赔累破产危及农村之阶级基础．故王安石制订免役法，按五等户尉出钱免役(或募役)；并规定愿不服差役之官户；单丁、女户、寺观户也一律减半出助役钱．实施过程中又改以重定资产等级或以田税、籽种敷定缓纳免役钱外，加纳二分免役宽剩钱，又增收千文之五的头子钱．据熙宁九年收入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对照主户数的每户每年纳一贯，是年支出募役钱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实存宽剩钱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则宽剩率达百分之六十，远过二分之数．熙宁期间免役法弊端最多．侍御史周尹指出出钱未能真正免役，民间输役一切如旧，天下都说朝廷聚敛，不无疑怨．其实是民怨沸腾，这就揭露了王安石说的免役法均平如一，减轻了农民负担是欺骗。免役法的实质内容，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全体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国家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不难看出，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之无偿劳动力。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筹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颤，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颤(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盆就是所谓理财有其法。奖赏有其术、实际为国富，官富服务的免役法的本质和真相．这就在实践上无可避免地必然产生一系列社会悲剧后果，差役法时担任主要职役之上户，现在仅仅支付有限之免役钱颤而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社会市场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何来再生产之能力，社会阶级矛盾达于沸点。王安石对此归咎于吏缘为奸，他不肯承担这是他把免役法作为理财手段的必然结果之罪责，而说什么“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强调变法前亦有此现象．然而，他不敢承认差役法衙前役使少数上户破产，而现在则是大量下户流离失所的事实。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采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不能不看到，九百年前我国已有了从实际出发的科举、学校制度．当时也存在投书于王安石名下营私附党的幸进之徒，最终破坏了变法。这年秋，王安石刊刻儿子王芳的策论文章出售于市，果然使神宗觉察而录用为祟政殿说书的潜在目的．一向标榜狷介清高的王安石在革新科举制的同时，又小施权术杷儿子王芳安插于皇帝左右，以为耳目和影响神宗对新法视听，进而为王芳谋特进之机，这是王安石思想品格的另一个侧面写照。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决不会自己去获取私利．这个侧面说明王安石复杂的思想中，确实有此目的，不挥手段的刑名法术杂家思想的成分，使他标榜法圣贤而行动上却循名而不责实。
同年八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曾在熙宁初进《平戎三策》的原州治刑狱曹官的王韶．被任命为独挡西夏军事方面的洮河安抚司主管。此后，王安石与王韶之间一直保持着指导的特殊关系．这是王安石要为“强兵”找到可靠的执行者，同时，也把相权伸进了军权领域，不难看出他是有私心的。
同年十月颁布任子法，要求对官员子弟同样贯彻择优录用原则，以克服恩荫之滥的弊病；联系王安石为儿于王芳谋捷径的做法，又不能不看到其言行不符，这是变法一定要失败的先兆吧熙宁五年(1072年)，有几件重要事件之一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而党争激化。王安石竟至采取在京城设立武装特务——逻卒一来察访“诽谤”或一般议论改革时政的反对者．目的是钳制舆论，走到与秦始皇惩办“偶语”与“腹诽”一样的武力镇压政治犯的道路上去了。
堂堂市易皇皇求利。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王安石颁布市易法，这是他改革商业体制，继通过均输法确立商晶运销流通领域的国营商业体制以后，在京师及各路通商城镇建立国营销售与商贸的体制，把条条与块块组合戒商业网．市易法实施过程中，建立统辖全国的都市易司，由吕嘉问为都提举，地方分设市易司、务，宋廷拨内库钱，地方盐钱、度僧牒钱为本钱，延聘私商掮客参加经营活动．上至内廷珍宝供奉、下至水果零售，均在统销之列。市易司名义上肖有对行贩，小商之抵押借款业务，但实际开展不多，此外，也开发边疆贸易，充实军需物资，市易活动最早就是由王韶倡办的。
市易法的实施带来的弊病板多，这种国营垄断商业机构，势必摧残商品货币经济中萌发的新因素，排挤商贩的正当活动，·面好吏与豪商勾结，使正常的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小商及居民深受其害．三司使曾布揭露吕嘉问重利盘剥行商，文彦博愤于果品专卖而指责“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的做法，关键仍是王安石将市易法列为理财聚敛之手段与目的，而失去积极意义。
保马方田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王安石参照旧户马法而制订“保马法”，改革旧徒设马场而养成无几之马政．国家给马驹或马价，给以少量报酬，责成京嵌及五路义勇保甲户自愿承养一至二匹；建建立结保赔偿与定期交马制度，使战马养成于相宜环境之中，取得恩宠实效．由于王安石法意之主旨，在于利用养马户之廉价劳动力以减少财政开支，所以，一旦马匹伤亡，病民之弊就更为突出了。
同年八月，颁行方田均税法子京畿、京东、河东、河北、陕西等路施行．这是因为大土地兼并发展至争夺国家控制之土地，而官户富豪地主兼并土地，采取隐瞒逃税的办法，破产小农则失地而税存，这就使统治危机加深和统治内部矛盾突出．王安石制订的方田均税法，旨在限制兼并，夺回国家之权益和改善小农之处境。条例规定丁清丈办法，计算单位，土地等级，纳税等额、地权执照与登记账籍等一整套措施，选拔官员主持实施工作．但由于兼并之家充任大小甲头，勾结胥吏从中破坏，旧有弊端无法完全去除．在实行十四年之后才清丈二百四十八万余顷，不及耕地半数．神宗逝世前知方田均税法扰民而罢。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建立经义局，王安石主其事，子王芳与吕惠卿同为修撰。主要是变法中各方人士对“法先王”之认识各异，为统一思想，王安石就想从统一“诗、书、礼”三经的认识入手，来改变旧的混乱矛盾的注解，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新解．《三经新义》就是在取信神宗、反击反对派和统一变法队伍认识的需要下开始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王安石对经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不满足于旧学派的牵强附会，而要求臻于真知之境，因此，在注释《三经新义》中，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直至熙宁八年六月始进呈御览，神宗命颁行于学官，成为上至太学下至县学的钦定教科书，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王安石也面临着经义本意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常常受制于变法实用与理财实利而别作经解，这说明在思想言行上自己未统一于儒家经典的本义。所以欧阳修说他在青苗取息高出“周官”一倍时，是打着先王之名，而行聚敛之实。
收复河湟
同年的十月，王韶在王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里的大胜利．神宗临戴宸殿受朝臣贺，对王安石说，当初我信心不足，幸赖你助我，才有此成功．遂解所佩玉带以赐之，这是对王安石的殊宠，可惜只是县花一现，政治舞台上的风云骤变。
尽管王安石回答过神宗关于天变不足畏，人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质疑，但神宗并没有真正受“三不足”思想的洗礼．熙宁七年(1074年)春，河北等地旱象严重，九月不雨，兔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时曾受王安石知遇之恩的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见新法招致天怒人怨，欲猛醒王安石，遂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或身无完衣，或拆屋纳钱，种种惊心怵目之状，竟夕不眠，示之后宫，后妃饮泣。遂于次日发常平仓粮赈灾，几尽罢新法，是日果然降雨，民间欢腾，以为罢新法而患天怒．朝臣入贺，问所原因，神宗出示《流民图》。于是有人追究擅发急件之罪，而郑侠几乎长禁。吕惠卿，邓绾劝帝不能轻信郑侠之言，而尽废新法．神宗在考虑皇帝威严与新法之命运关系后，废除方田均税法外尽复新法。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神宗下罪己性质的求言诏．司马光感泣而上书，仍请罢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及西夏用兵，这道诏书与札子决定了王安石不能再留在相位上了，他六次上书请求解除机要职务．太皇太后对神宗说，民间怨青苗、免役，不如暂罢其相．这里寓有明罢暗保之意。这样，王安石终于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的新职衔，于六月十五日回江宁就职，已是54岁了。临行荐韩绛、吕惠卿为宰、执以自代。
在此后的不到一年里，吕惠卿恃才傲物，排斥韩绛而独揽相权．他看准神宗也是个“要钱皇帝”而实行“手实法”，以盘对民产，提高户等来增收免役钱额，至此，免役法已完全成为掠夺民财法了．另一方面，想用所谓“特赦”的办法，使王安石永远不能恢复相位而启神宗之疑。韩绛劝神宗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下诏复相，王安石没有谦辞，而匆匆赴任。
相位重临 事无可为，离开相位虽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变化太多，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暗中倾轧关系，标志着变法队伍的日趋分裂，虽然他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王安石已无能为力了．六月间，王安石进《三经新义》，想统一变法队伍，也巳不可能了．两天后，神宗晋升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雾为龙图阁直学士。后者是通往宰执的阶梯，故王方照例要谦辞一番。吕惠卿劝神宗准许辞去龙图阁直学士，以绝王氏进身之阶．至此，王、吕疑怨日深，已难共处．正值朝野积恨于“手实法”，于十月罢去此法。同时，因御史蔡承禧揭发“惠卿弟试国子监，而惠卿弟方通”主考的舞弊案，而罢吕惠卿副相。可见，变法派首脑已不能一道共处，时灾异又起，神宗减少饮食以求直言，而王安石劝以毋信迷售之言．神宗以民间苦新法而把灾异原因归于制法者，王安石卧病不出，至此，君臣疑怨日深，过去言听计从的亲密关系巳一去不复返了。时邓润甫上疏指出，近来朝臣之间相互告密非国家之好事，主张用忠厚之丞．而新任命的陈襄则建议更换朝臣，认为司马光、苏轼、郑侠等三十三人不应当长期在地方。至此，这种夺取中枢大权的政治斗争巳白热化．王安石用神宗向来不满意的门下士以巩固相位。于是，自己权益重而招疑愈深。
熙宁九年(1076年)，王芳唆使练亨甫、吕嘉问诬告吕惠卿向华亭县借款购置田地，而使吕惠卿去职之冤案，由于吕惠卿在陈州上疏自白无此事而揭开盖子．吕惠卿指责王安石一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完全抛弃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专门搞权术以捧斥异己。在神宗责询下，王安石虽不知此事，归询王芳，芳见事情败露，疮溃而死。至此，王安石悲痛自己绝后，上书辞职。十月间，神宗亦厌王安石之所为，乃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而第二次罢桐，前后在相位八年。第二次罢归江宁府，已只是副职了，王安石自然不愿再居地方官位，所以，第二年又几度上表辞去江宁府职，仅仅领集禧观使虚衔。
恩宠倍增
宋神宗自19岁即位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已28岁．这位年轻皇帝的早年作为，主要得力于王安石和新法，现在亲掌大权，而新法照旧实行下去．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恩宠也不断．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辅助他在变法的政治风浪中成长，新法虽然扰民，但为他挣得了一大份家产；在王安石当政期间，虽然后来在对辽的关系上割地七百里，但从西夏手中毕竟夺回了二千里故汉地，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目标虽然未完全实现，但积贫的局面，毕竟通过王安石的新法从广大农民手中夺取财富而有了改观：王安石后期虽然结竟营私，但对他本人则是忠心耿耿，没有谋叛之心，只是要求巩固相位而继续忠于他，这是使神宗眷念这个老臣的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政治上日趋成熟的神宗懂得对于王安石的恩宠，对群臣是一面臣忠君贤的闪光的旗帜，也是一袭带刺的锦袍．神宗为自己的圣明、为宋朝的基业是不肯丢弃这面旗帜的，不然岂非是鼓励臣下怙恶和不忠于他嘛。这就是对王安石恩宠不衰的真正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三年，又特进为“荆国公”，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以前，尚下诏特进为“司空”。
对于一个从权力顶峰跌下来的王安石，虽然得到这些荣宠是史无前例的，显然没有这些保护伞，他的退休生涯在政治上将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对于一代权臣、名相、改革家王安石来说，他毕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余恩空誉不及半寸权力。因此，他虽然照例要上表谢恩，照例与同僚权贵作些文字酬酢，照例要将感激君恩的心情形之于诗文，以便传之于神宗，使之理解老臣的知遇之恩。但是王安石的十年退休生涯，并不真正是轻松的、无忧无虑的。他的内心不可能象诗歌那样歌颂圣德；宏恩和描绘变法换来的人间春色，而是充满着进也忧、退也忧、忧君忧国忧变法，也忧自己的老来失子，晚景空虚。他需要精神寄托，因而皈依起“我佛如来”来了，这不仅需要麻醉或者某种程度欺骗自己所主持的天翻地覆的变法运动是真正有益于百姓的：也需要寻求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来寄托来世的因缘。虽然，退休后的真实感受是冷酷的，依然是“官乱于上、民贫于下”．但王安石感到佛教能引导自己把这些众生相，视作如露亦如电的幻境，使他自己能从“三不足”的与天斗，与人斗、与祖宗之法斗的斗争哲学里得到解脱。
驱使王安石晚年皈依佛教而做个在世出世或者出世在世的禅林居士的原因，不仅有政治的、退休后的集禧观使的闲职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芳死于发背，而且是王芳自己用诬构吕惠卿罪状而败露的政治催命符催他死的。这就使王安石幻念到好象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把昔日的忠诚同僚推到了他的对立面，昔日受恩于他的郑侠，吕惠卿变成了仇人，昔日豪华的相府没有了继承人而如一推断垣．这种恩即是仇、有即是无、荣即是衰，把他很快地过渡到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四大皆空、万念俱灰的空灵境界。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已是56岁了。他携带全家老幼与儿子王芳的灵柩，在飒飒秋风，滔滔江声中回到扛宁，葬子于蒋山．(即懂山)脚下，建祠于宝公塔院，并为超度亡魂而几次举行道场，也许是在超度自己痛楚的心灵吧！芳娶同乡庞氏之女，年后曾生一子，以不肖己而虐待致死．或云安石见芳夫妇反目，择婿遣嫁儿媳，或云芳死以后，安石之媳捐地千顷于寺庵而后遁入空门为尼，皆无确载。
王安石归江宁后，择居于锤山半坡，修筑宅院园苑甚简，自号曰半山老人。常骑驴出游，蹄声得得，懈叶萧萧，扛涛帆影，画图难足。因集句作．《桂枝香》．下阙云：“念往昔豪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对照当年初行新法时看到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向荣情景，毕竟已是物换星移了。若有所闻民间悲恨相续之声滚滚而来，若有所失于豪华竟逐之往昔富贵，若有所感于契丹来服，失地七百里而怕听商女犹唱后庭遗曲。
归隐岁月，长日漫漫。或信步松石之畔，或寻访耕樵于茅舍，或听掸于寺院，吊觉海之长逝。因作《白鹤吟》云：“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王安石用赋比兴的手法，抒发自怜之情和痛恶吕惠卿一类红鹤之恨如闻其声，溢于言表．然而，红鹤并未消失，恰恰飞到江宁来了，元丰三年(1080年)，当神宗特进王安石为左仆射荆国公(简称荆公)，之际，吕惠卿忽然知江宁府，成为荆公的父母官了，这也许是巧合。吕表示愿捐旧恶，而王安石也答以：与公同心，以往异意，皆为国事，岂有它哉。
也正是王、吕巧处一地，于是引出王安石的《后元丰行》来了。诗云：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鲥鱼出网蔽洲堵……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逢人欢笑得无愁。只要对照熙宁七年的身披锁械、拆屋卖瓦的《流民图》的景状，那么今天是风调雨顾，载歌蓑舞、丰衣足食的极乐世界了．这不是圣上的英明和知府的贤德的体现吗《后元丰行》的写作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它是王安石歌颂元丰续行新法的成效；因而也是歌颂他自己的主持过的变法呢还是因为知府之侧，当然只能歌颂神宗亲自主持新法，比自己主持熙宁变法好呢总之，这里也许隐藏着诗人的苦衷．看来，王安石不致因为荆国公的一顶桂冠而高唱颂歌的。
荆公魂归
退休生涯中的离愁别恨仍然烦扰着荆公。有次收到二女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扛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照理，女儿的恋亲之情，将使荆公的铁石心肠化作片片思女泪，设法让凄凉痛苦中的女儿回到娘家来叙叙天伦之乐．然而，荆公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原来女儿所嫁是丞相吴充之于为长安县君。而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再亲密往来，岂非易启神宗之疑嘛。这就是荆公要使青春年华的女儿服从政治避嫌而了却尘缘的真正原因。于此可见荆公的恩宠岁月的实况．这就是《辨奸论》说的事有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的侧面的辨析．其实荆公并非真要出世。
在晚年使荆公引为快慰的莫过于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轼迁官过江宁来访问，与荆公同游蒋山，诗酒往还；留下了佳话。在变法问题上，苏轼是反对青苗、免役诸法的。但时过境迁，这两位文名冠盖当世的唐、宋八大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终于尽捐前嫌，在六朝金粉胜地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恃情画童的精神境界里，以文会友，细论古今文学，建立起亲密的友谊来。苏轼在江宁盘桓数日中，留下了不少佳作．其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沾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等句，寄托着一个被贬请官员的“障日”，“浮天”的超然出世的心情．而荆公以近作示之，其中有“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警句．这是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故事来抒发自己从宰相高位，走到与李白一样的坎坷道路上来的心情。苏轼说，自屈原，宋玉千古以来，再也见不到《离骚》句法了，今天有幸拜读．荆公答以，我自己评价也不低，不过不愿为庸俗的人去评论罢了。这次交往，使荆公感到这位苏东坡的确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奇才。而偏偏在最讲“人才为先”的自己手里，因为政见不同和吕惠卿的忌才挑拨而蔽掩了自己的眼睛，一直没有使贤才摆脱遭屈的命运，而现在自己已是下野之身，爱莫能助了．这种贻误人才的自省，不能不使荆公想到熙宁变法中的“台倾风久去，城踞虎争偏”的纷纭岁月，更加觉得夹杂着个人功名富贵而争荣政坛的往事，已如一续青烟般消逝，而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解脱的时候了。
就在这年秋天，他两次上疏神宗，请求批准将自己筑于蒋山的半山居的园屋捐献为寺院，表面上是为了“永祝圣寿”。又将自己俸禄与王芳死后的赐银所购置的田产，也捐献为寺产．得到神宗御题为“报宁禅寺”。“报宁”的含意是微妙的，是荆公报熙宁的知遇之恩呢还是报江宁百姓的哺育之恩呢所以，后来改为“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自己在江宁城中租屋而居，当年的宰相府的显赫是完全看不见了。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当荆公听到自己为上户谋、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而忧思如涌。四月，这位咤叱风云的改革家、文学家就与世长逝了。
思想卓越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