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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 10 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 贬出朝。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年),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 “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年),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国公。
称疾引退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年~1094年)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年~1127年)初年才恢复旧典。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
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 10 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 贬出朝。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年),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 “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年),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国公。
称疾引退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年~1094年)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年~1127年)初年才恢复旧典。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