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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到出版署的那个女孩家里去,带去了一瓶人头马。她住在郊区的一所花园公寓里,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每回我到她那里去,她都要带我去看那棵树。那棵树很大,弯弯曲曲的,能供好几个人上吊之用,看到它,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晚上花园里黑森森的,一棵老树一点都不好看。看完了那棵树回到客厅里,她让我陪她玩一会儿,还说:轻松一下。咱们是朋友嘛。最早一回“轻松”时,我是前俄国海军上将波将金,这个官儿着实不小;但她是沙皇叶卡婕琳娜。所以我要单膝下跪去吻她的手,并且带来了一个蛋糕,说是土耳其苏丹的人头。她让我把它全吃下去,害得我三天不想吃饭。上一回她是武则天;我是谁就不说了,免得辱没了祖宗——总而言之,我奏道:臣阳jù伟岸,她就说:拿出来我看看——就这个样子也叫伟岸?搞得我很难堪。这一回她不过是个上世纪的女红卫兵,扎了两条羊角小辫,身穿绿色军装,手舞牛皮武装带,而我穿了一件蓝色中山服,头上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她大喝一声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三天不打,皮肉就发痒啊。我则哭咧咧地答道:思想没改造好——噢!错了,回小将的话,思想没改造好嘛。她说:那就要先触及你的肉体,后触及灵魂。你可有不同意见?我说:小的哪里敢。她说:胡扯。“小的”是什么时候的话,亏你还是史学家。我还真不知该说些什么(红卫兵哪有打人前问被打者意见的?),只好说:就算我罪该万死,你来砸烂狗头好了。然后她就说:去!刷厕所!我去刷洗了厕所、厨房,回来的时候四肢酸痛,遍体鳞伤。奇怪的是她好像比我还要累,但要把我背上的淤伤算在内,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她往沙发上一躺,说道:和历史学家玩,真过瘾!二十世纪真是浪漫的世纪,不是吗?但我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浪漫的。假如让我来选择,我宁愿当波将金。这就是说,我以为十八世纪更加浪漫。但我也不想和督导大人争。
后来我就是哲学家了,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我交了一篇哲学论文,通过了答辩,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凭此学位,就拿到了哲学家的执照,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出版署执照处文史督导,也就是我师妹给我打了招呼,这个速度还不算太快。但假如没有人打这个招呼,我就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天才了。我现在有两张照,一张是粉红色的,上面有三个洞。另一张是大红色的,崭新崭新,也没有洞,像处女一样。从皮夹里拿出来一看,感觉真好。但我要时刻记住,我不是武则天,不是叶卡婕琳娜,也不是红卫兵。从本质上说,我和我舅舅是一类的人。虽然我舅舅拿不到执照,我能够拿到执照,但我拿到了执照,也只是为了在上面开洞。用督导大人的话来说,这就叫贱。我和我舅舅一样,有一点天才,因此就贱得很。
传记报来约我把我舅舅的传记写完,并且说,我想写啥就写啥,他们连稿都不审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虚构成这样,动机何在,是何居心,简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固然可以辩解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人家也可以把眼一瞪,说道:我觉得这种事就不该发生!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是你把眼一瞪,说道: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我解释出来,你能听懂吗?很显然,这最后一种情形对作者最为有利,这也是我拼命要拿哲学照的原因。报纸关心这些事的原因是:作者出了问题,报纸也会被停刊、罚款。所以我舅舅的传记又开始连载时不叫人物传记,而叫哲理小说了。读者反应还不坏,有人投书报社说,狄德罗写过拉摩的侄子,现在我们有了我的舅舅,实在好得很。还有人说,不管它是人物传记也好,哲理小说也罢,总之现在又有得看了。讨厌的是哲学界的同行老来找麻烦,比方说,有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著文攻击我说:我的舅舅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父权制社会下个人受压制的故事,可惜这个故事被歪曲了。那位舅舅应该是女的(这样她就不是我舅舅,是我的姨妈),而f应该是男的(这样他就不叫f,叫作m)。这真叫扯淡,我舅舅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吗。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菊兰也好,淑芬也罢,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 -->>
第四章
我到出版署的那个女孩家里去,带去了一瓶人头马。她住在郊区的一所花园公寓里,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每回我到她那里去,她都要带我去看那棵树。那棵树很大,弯弯曲曲的,能供好几个人上吊之用,看到它,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晚上花园里黑森森的,一棵老树一点都不好看。看完了那棵树回到客厅里,她让我陪她玩一会儿,还说:轻松一下。咱们是朋友嘛。最早一回“轻松”时,我是前俄国海军上将波将金,这个官儿着实不小;但她是沙皇叶卡婕琳娜。所以我要单膝下跪去吻她的手,并且带来了一个蛋糕,说是土耳其苏丹的人头。她让我把它全吃下去,害得我三天不想吃饭。上一回她是武则天;我是谁就不说了,免得辱没了祖宗——总而言之,我奏道:臣阳jù伟岸,她就说:拿出来我看看——就这个样子也叫伟岸?搞得我很难堪。这一回她不过是个上世纪的女红卫兵,扎了两条羊角小辫,身穿绿色军装,手舞牛皮武装带,而我穿了一件蓝色中山服,头上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她大喝一声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三天不打,皮肉就发痒啊。我则哭咧咧地答道:思想没改造好——噢!错了,回小将的话,思想没改造好嘛。她说:那就要先触及你的肉体,后触及灵魂。你可有不同意见?我说:小的哪里敢。她说:胡扯。“小的”是什么时候的话,亏你还是史学家。我还真不知该说些什么(红卫兵哪有打人前问被打者意见的?),只好说:就算我罪该万死,你来砸烂狗头好了。然后她就说:去!刷厕所!我去刷洗了厕所、厨房,回来的时候四肢酸痛,遍体鳞伤。奇怪的是她好像比我还要累,但要把我背上的淤伤算在内,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她往沙发上一躺,说道:和历史学家玩,真过瘾!二十世纪真是浪漫的世纪,不是吗?但我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浪漫的。假如让我来选择,我宁愿当波将金。这就是说,我以为十八世纪更加浪漫。但我也不想和督导大人争。
后来我就是哲学家了,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我交了一篇哲学论文,通过了答辩,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凭此学位,就拿到了哲学家的执照,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出版署执照处文史督导,也就是我师妹给我打了招呼,这个速度还不算太快。但假如没有人打这个招呼,我就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天才了。我现在有两张照,一张是粉红色的,上面有三个洞。另一张是大红色的,崭新崭新,也没有洞,像处女一样。从皮夹里拿出来一看,感觉真好。但我要时刻记住,我不是武则天,不是叶卡婕琳娜,也不是红卫兵。从本质上说,我和我舅舅是一类的人。虽然我舅舅拿不到执照,我能够拿到执照,但我拿到了执照,也只是为了在上面开洞。用督导大人的话来说,这就叫贱。我和我舅舅一样,有一点天才,因此就贱得很。
传记报来约我把我舅舅的传记写完,并且说,我想写啥就写啥,他们连稿都不审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虚构成这样,动机何在,是何居心,简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固然可以辩解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人家也可以把眼一瞪,说道:我觉得这种事就不该发生!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是你把眼一瞪,说道: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我解释出来,你能听懂吗?很显然,这最后一种情形对作者最为有利,这也是我拼命要拿哲学照的原因。报纸关心这些事的原因是:作者出了问题,报纸也会被停刊、罚款。所以我舅舅的传记又开始连载时不叫人物传记,而叫哲理小说了。读者反应还不坏,有人投书报社说,狄德罗写过拉摩的侄子,现在我们有了我的舅舅,实在好得很。还有人说,不管它是人物传记也好,哲理小说也罢,总之现在又有得看了。讨厌的是哲学界的同行老来找麻烦,比方说,有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著文攻击我说:我的舅舅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父权制社会下个人受压制的故事,可惜这个故事被歪曲了。那位舅舅应该是女的(这样她就不是我舅舅,是我的姨妈),而f应该是男的(这样他就不叫f,叫作m)。这真叫扯淡,我舅舅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吗。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菊兰也好,淑芬也罢,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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