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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由于共产国际会议定的调子，便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模式化了，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由于国际形势大气候的影响，中央苏区于1931年8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
王明接手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中央代表，去执行国际共产组织的“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机关，排除异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反右倾的前提下，同时批评了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战争论”、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这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要求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上，也引起了一番争议，后来国际组织的代表米夫提出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到了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临时中央首先致电周恩来，命令周准备行动起来。1月上旬，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分析了周恩来的建议后，又退了一步复电周：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3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
由于仓促应战，又加上红军的装备落后，激战几日没有收获，于3月7日撤围。
1932年3月，3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1、5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赢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内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一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各苏区党面前主要的危险。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张贞部4个团，俘敌1000余人，2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致电说：
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中说：“伍豪（周恩来）
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他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他又不能不去执行。他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1932年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在淞沪保卫战中表现得积极顽强的19路军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1、3、5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奥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的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日，临时中央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
中央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为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电文中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在陈述信中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毛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进攻。
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并已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分兵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再迅速转到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毛泽东一次次做说服工作，周、朱、王当时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周恩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在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下，所运用的领导艺术。毛泽东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以及感受全局的敏锐仔细的观察能力。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9月26日，当即回电，回绝了周、毛、朱、王的建议，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毛、朱、王实在难以从命，他们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中央局的命令。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毛、朱、王：9月治训令收到，我们... -->>
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由于共产国际会议定的调子，便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模式化了，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由于国际形势大气候的影响，中央苏区于1931年8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
王明接手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中央代表，去执行国际共产组织的“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机关，排除异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反右倾的前提下，同时批评了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战争论”、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这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要求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上，也引起了一番争议，后来国际组织的代表米夫提出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到了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临时中央首先致电周恩来，命令周准备行动起来。1月上旬，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分析了周恩来的建议后，又退了一步复电周：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3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
由于仓促应战，又加上红军的装备落后，激战几日没有收获，于3月7日撤围。
1932年3月，3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1、5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赢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内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一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各苏区党面前主要的危险。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张贞部4个团，俘敌1000余人，2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致电说：
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中说：“伍豪（周恩来）
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他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他又不能不去执行。他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1932年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在淞沪保卫战中表现得积极顽强的19路军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1、3、5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奥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的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日，临时中央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
中央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为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电文中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在陈述信中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毛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进攻。
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并已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分兵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再迅速转到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毛泽东一次次做说服工作，周、朱、王当时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周恩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在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下，所运用的领导艺术。毛泽东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以及感受全局的敏锐仔细的观察能力。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9月26日，当即回电，回绝了周、毛、朱、王的建议，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毛、朱、王实在难以从命，他们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中央局的命令。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毛、朱、王：9月治训令收到，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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