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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毛泽东终于意识别,此时已是黑云压顶,远远地已听到滚滚的雷声了。

    周恩来当然也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如果弄不好自己和毛泽东有同时被革职的危险,如果他们两个人中能保留一个那是最好的结果。他力保毛泽东,所以他在会上发言说: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了解红军也了解地形,这都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负责战争的全部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就是由泽东同志全权指挥,我负责计划执行。

    这次紧急会议是针对毛泽东而来的,周恩来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中央局的意愿,他刚一说完,马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此时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知道,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希望使现实得到改变,还不如顺其自然为好。在别人发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雾在他周围弥漫。他下定决心后,把半截烟掐掉了,缓缓站起身说:既然中央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说到这他用眼角扫了一眼中央局的人,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

    毛泽东说完这话,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眼前这种态势下激流勇退,也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说到这,他瞅了眼发呆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时,他同样感受到了周恩来的无奈,那无奈中却是另一种忍耐。

    毛泽东讲完话并没有坐下,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又说: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

    不等别人有何反应,毛泽东摆动着宽大的衣袖向外面走去。周恩来望着毛泽东消瘦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

    中央局召开的宁都紧急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

    那一刻,毛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让他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感是无法诉说,也是无法形容的。

    毛泽东一步步地向门外走去,他觉得双腿是那么沉重,时间是那么悠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才走完了那几步路。

    据史料记载:

    宁都会议之后,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他在与毛的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日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的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没有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毛泽东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中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

    周恩来则在电中表示: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的,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毛泽东,事前并没商量好,致会议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

    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就这样,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被解除了军职。

    毛泽东从此开始了对他来说既是紧张又是痛苦的思索。

    几次到于都搞的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是为他思索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旁证。这种思索使他更加成熟起来,于是才有了西征以后那个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失意的时候,唯一体贴他安慰他的便是贺子珍了。以前毛泽东忙碌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只有星期六才和贺子珍见面的规距,许多红军领导人,当时在苏区都尊重这条不成文的纪律。那时毛泽东虽然失意,但与贺子珍的爱情却是美好的。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24岁,她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逼他在15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轻女人,她的名字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泽东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8岁,她立志献身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是采取的“浪漫结合”方式,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1922年出生的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1950年在朝鲜战场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1923年出生的毛岸青,一直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士结了婚。

    1927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杨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1930年10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了酷刑。她于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

    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1929年8月20日在衡山被杀害。她们两人的死互相是没有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泽东有关系。毛泽东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杨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1957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

    192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在加入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贺子珍是在8月15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南方,桂是8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1927年1月27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28名共产党员得救。贺子珍他们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贺子珍随毛泽东上山不久,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泽东和朱德得以脱险。

    像这样的事迹很快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和那些男人一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1927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他们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福建边界地区。1929年7月至10月,毛泽东身患疟疾,在福建、江西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养病。

    此后,贺子珍一直工作在毛泽东的身边,她给他充当女秘书。

    贺子珍知道失意后的毛泽东痛苦在哪里,在这种时候,说更多的话是没有用的,她只想在生活上照料好毛泽东。

    她想方设法地给毛泽东做他爱吃的湖南菜,可毛泽东的食欲并不好,每次吃饭时,只是夸奖几句贺子珍做菜的手艺。

    贺子珍看着日渐消瘦下去的毛泽东,才真正明白“心病难医”这句古话。

    贺子珍虽然知道自己医不了毛泽东的“病”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知道怎样去关怀、照顾一个男人。

    毛泽东爱吃炒黄豆,她总是想方设法到老乡家去买黄豆。

    每天晚上毛泽东失眠时,她总是把一小袋炒黄豆塞过去,毛泽东抓过炒黄豆,有声有色地嚼着。贺子珍躺在毛泽东身边,听着毛泽东满足的咀嚼声,暗暗地吁了口长气。她知道,毛泽东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咀嚼中睡去。炒黄豆成了毛泽东的催眠剂。

    在那等待徬徨的日子里,贺子珍的心一天也没有轻松过。

    她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红军的劫难也是暂时的。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也只有走进家门,看一眼贺子珍温馨的微笑,他的心才放宽一些。他时常久久地凝视着贺子珍的脸,一直到贺子珍羞怯地低下头。这时毛泽东就孩子似的说:子珍,你还是那么年轻。

    毛泽东说这话时,贺子珍的眼泪差点落下来,她明白,这是毛泽东在宽她的心。每每这时,她也总是深情地望一眼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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