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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是南昌起义时的一名电报员。那时，他在南昌一所学校里当老师，教授无线电。在南昌起义前夕，王伟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周恩来便把他调到了起义指挥部，负责电台的通讯联络。
南昌起义失败部队被迫转移，他正想同起义部队一起撤离南昌时，周恩来找到了他，让他留下，仍回到学校去当老师。周恩来知道起义部队今后一定还会发展壮大，到那时会有很多电台，会需要许多懂无线电的人。周恩来命令他的工作转入地下，发展壮大地下党的队伍，就这样王伟又回到了学校。
起义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南昌城，国民党大规模搜捕地下党。那些日子，整个南昌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王伟是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时他一直负责起义部队电台的通讯联络，接触人很少，没有人知道他和起义部队的关系，因此，王伟顺利地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
南昌忙乱了一阵之后，很快又安静下来了。王伟就是在这时认识汪芳的。那天傍晚，王伟刚和老吴接头回来，老吴也是留下来的地下党员，负责和王伟联络。王伟走到离学校不远的街角，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正在往墙上贴着什么，那女子一边走一边贴，王伟走到近前才看清，那是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前留下的传单。前一阵国民党也曾疯狂地在搜捕过这些贴传单的人。他有些为那女子担心，他一时判断不出她的身份，或许是名共产党，要么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支持者。此时，虽然明目张胆的大搜捕过去了，但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仍没停止活动，仍在寻找着隐藏下来的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这女子实在太危险了。
这么想着，他快步走过去，这女子似乎对他没有任何警觉，仍不停地在怀里往外掏传单，另一只手往墙上涂着浆糊。
他走到她身后的时候，她才回过头来。那是一张很年轻很俊秀的脸，看样子顶多不过十八九岁，那一双眼睛像雨后的天空一样宁静、悠远。他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年轻。
张贴这些太危险，快回家吧。他低声说完便准备离开。
这时他听到她说：胆小鬼。
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他，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回过头又认真地看了她一眼。这时，他的心头突然涌动起一种责任感，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孩子被特务抓住，弄不好连性命都得搭上。想到这他走过去，向女孩子伸出了手。
还有多少，我帮你贴。他这么说。
她冲他露出了一丝笑意，似乎信任了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沓传单放在了他的手上。他抓过传单，想也没想就装在怀里，又说了句：你走吧。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他没听清她在背后喊了句什么。
没几日，在新生开学的大会上，他认出了她，她站在新生的队伍中，也在望着他。他有些吃惊，没想到她会是这所学校的新生。她的神情有几分得意，微笑着望着他。他很快地避开了她的视线。
那天新生入学典礼后，他突然被她叫住，他停下脚步望她。她笑着冲他说：原来你是这里的老师呀。
他点点头。自从那晚邂逅后，他对这个女孩子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好感，可他并不了解她，他不想过多地和她交谈什么。
你是个好人。她冲他这么说。
说完她便走了，还冲他招了招手。
后来他知道了她的身世。
她叫汪芳，现在和母亲一起住在姑父家，姑父是南昌国民党的一名议员。汪芳的父亲以前是国民党队伍中一名将军，在北伐中牺牲了。在家中她因为在政治上和姑父不同，两人时常发生口角，她厌烦现在这个家。女子中学没毕业时，她曾出逃过一次，她要跑到苏区去寻找共产党，结果让她姑父抓了回来。她姑父说她是异想天开。
南昌起义的时候，她姑父把他们一家带到了郊外，等他们从郊外回来的时候，南昌已经平息了。汪芳只在同学那里，看到了起义队伍留下的传单。她为自己没能参加南昌起义而感到深深遗憾。她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张贴起义队伍留下的传单，就是想做给保守的姑父看。她心里清楚，有她姑父在，就是让国民党特务抓到了，也不会把她怎么样。
汪芳这次来这所通讯学校上学，也是她姑父的意愿，姑父希望她能为国民党做些事，她本意并不想学什么无线电和通讯，但具体干什么，她心里又不清楚。
汪芳这些激进思想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完全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父亲的眼里，北伐胜利了，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影响了她。后来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从军阀割据，又到现在打起了内战。在女中上学的时候，学生们就曾激烈地争论过这些问题。女中那时也有地下党在活动，宣传共产主义，汪芳当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但她觉得那种宣传是那么振奋人心。她一次又一次和同学们参加学生运动，在大街上游行，在学校里演讲，她觉得那些日子是那么扬眉吐气。汪芳这些举动，引起了姑父的反对，回到家里自然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姑父不想和她争论，也不屑和她争论，便强令她退了学。这对汪芳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她为了抗议姑父便开始绝食，一天，两天，三天，她拒绝任何人送来的食物。最后姑父不得不向她妥协，重新让她回到学校。也就是从那时起，她从家里完全搬了出来，住进了学校。她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也不愿意见到姑父。每个星期天都有母亲和姑姑坐着车到学校来看她，给她送来吃的和一些衣物。这次她到这所通讯学校来上学，一半的原因也是为了逃离那个家。姑父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
王伟了解汪芳这些情况，是断断续续的，甚至一直到后来发展汪芳为一名地下党员，那时他才完全了解她。
那次开学没多久，汪芳就参加了王伟组织的一次学生活动。
王伟组织的学生活动当然都是秘密的，这所学校学生的来源比较复杂。这是一所国民党开办的半军事化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大都是国民党党员，有的还受到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官员的子女，就是其他一些学生也是受过严格的审查才来到这里的。王伟知道，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一些积极分子是很困难的。即便这样，他还是发动起了由十几名学生参加的课外学习小组，名为学习，其实这是一些较进步的学生聚在一起，没人的时候就大谈国民党、共产党，谈论日本人侵略东北，争论一些国家危亡的问题。这时的王伟很少插话，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中话说多了，对自己是有危险的，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候点拨几句，使学生们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走出来。
汪芳很快发现了这个学生组织，她是听一个女同学告诉她的，那个同学比她早一年入学，也是最近刚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
那天汪芳出现在他们活动的教室中。王伟一看到汪芳就一愣，他想到了汪芳贴传单时的样子，他知道这是一个很激进的学生，便冲汪芳笑了笑。
那天学生们讨论的题目是“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作用”
这个话题很快便被学生们展开了，他们从红军说到前不久的南昌起义，从南昌起义又说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包围政策。学生们争论得很激烈。
王伟听着学生们的争论，没发表自己的看法，就那么微笑着，但从学生们的谈论中已经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学生们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就足够了。他想，这些进步学生中，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希望的。
周恩来把他留下，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的人，以后为红军工作。红军急需通讯人才。王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汪芳那天没有说话，她大睁着眼睛听着同学们的议论，异常兴奋。
王伟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汪芳会找到他的宿舍。王伟很少约学生来自己的宿舍，那样目标会太大。所以晚上很少有人到他宿舍来，除非同事之间，相互借本书，聊聊天之类的。
那天汪芳敲响王伟宿舍门的时候，王伟仍想的是同事。当他打开门时，看到了眼前站着的汪芳，他愣了一下。汪芳却很沉稳的样子，笑着冲他说：王老师，我来了，你不欢迎么？
王伟只好说：哪里，哪里。
汪芳走了进来，新奇地打量着这间小小的斗室。一张床，一个书架，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也没有其它的什么了。
王伟把汪芳让到那把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了床上。然后问：你有事？
没事，找你聊聊天不欢迎么？汪芳歪着头这么说。
王伟没说欢迎也没说不欢迎。他想，汪芳一定会接着白天的话题说，他不想在宿舍里谈论那些东西，他怕过早暴露自己的身份，完不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
出乎他的意料的是，汪芳没有接着白天的话题说下去，而是说起了自己的父亲、姑父及自己。
王伟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开始了解汪芳的。那天晚上汪芳说到很晚，王伟一直默默地听，汪芳的形象在他心里一点点清晰起来。他听得津津有味，时间过得那么快，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得，直到汪芳停止了说话起身告辞，他才觉得时间是过得太快了。
汪芳起身的时候发现了他枕下的那本资本论，那是一本同事刚还给他的书，他还没有来得及收起来。
江芳拿在手里，没等王伟说什么，便说以前我听说过这本书，可我就是没有看见过。借给我吧。
王伟尴尬在那，说借不好，说不借也不好。书已经拿在她的手中了，他无奈地说：看完快些还我。
汪芳冲他点点头。
王伟送她出门时又叮嘱一句：要小心。
她在灯影里回过头来冲他莞尔一笑。他一直看着她把那本书揣在怀里。在黑暗中消失。那几日，他一直为那本书提心吊胆，学校不会因为那本书就会说他是共产党，但若是学校发现了，学校肯定会对他有所防范，那样对他的工作来说是很不利的。况且，他也不会相信汪芳能看明白那本资本论。
结果却大出王伟的意料之外。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晚上，汪芳又不期而至。汪芳来还他的书，那本书的封皮用一张画报纸包上了，看封皮并不知那是一本什么书。王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那天晚上两人就资本论的话题说了很多，汪芳对资本论的理解让王伟大吃一惊。王伟有些没有想透的问题，汪芳似乎想得更深一些，王伟觉得第一次遇到谈话的对手，他破天荒地为汪芳这位不速之客泡了杯咖啡，也替自己泡了杯浓茶。他甚至忘记了隐瞒自己的观点，侃侃而谈起来。他谈的时候，汪芳并不插话，只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伴以点头或沉默。王伟停下话头的时候，汪芳便简短地补充。那一天晚上两人都谈得很兴奋，话题从资本论说到了现在的局面。
王伟说：靠军阀建立新社会，那是不可能的。军阀代表的是另一个阶级的利襛e，而红军才是无产阶级的象征，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只有靠红军。
王伟这么说着的时候，汪芳脸上露出了笑意。王伟停止说话的时候，汪芳仍笑着说：王老师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王伟对汪芳的话不解，愣怔着望她。
汪芳说：你一定是一个共产党。
王伟大吃一惊，立马变了脸色道：汪芳同学这话可不能乱讲，我怎么能是共产党呢？
汪芳笑而不答。
王伟在汪芳的微笑里读到了信任和亲情。那一瞬间，他觉得汪芳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成熟的有思想有见地的新女性。他所要寻找和发展的正是这样的人。但他并没有急于暴露自己的身份，他送汪芳从宿舍出来的时候，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背说：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你千万不要乱想。
汪芳停下脚，咬着自己的嘴唇说：王老师，我不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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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是南昌起义时的一名电报员。那时，他在南昌一所学校里当老师，教授无线电。在南昌起义前夕，王伟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周恩来便把他调到了起义指挥部，负责电台的通讯联络。
南昌起义失败部队被迫转移，他正想同起义部队一起撤离南昌时，周恩来找到了他，让他留下，仍回到学校去当老师。周恩来知道起义部队今后一定还会发展壮大，到那时会有很多电台，会需要许多懂无线电的人。周恩来命令他的工作转入地下，发展壮大地下党的队伍，就这样王伟又回到了学校。
起义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南昌城，国民党大规模搜捕地下党。那些日子，整个南昌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王伟是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时他一直负责起义部队电台的通讯联络，接触人很少，没有人知道他和起义部队的关系，因此，王伟顺利地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
南昌忙乱了一阵之后，很快又安静下来了。王伟就是在这时认识汪芳的。那天傍晚，王伟刚和老吴接头回来，老吴也是留下来的地下党员，负责和王伟联络。王伟走到离学校不远的街角，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正在往墙上贴着什么，那女子一边走一边贴，王伟走到近前才看清，那是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前留下的传单。前一阵国民党也曾疯狂地在搜捕过这些贴传单的人。他有些为那女子担心，他一时判断不出她的身份，或许是名共产党，要么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支持者。此时，虽然明目张胆的大搜捕过去了，但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仍没停止活动，仍在寻找着隐藏下来的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这女子实在太危险了。
这么想着，他快步走过去，这女子似乎对他没有任何警觉，仍不停地在怀里往外掏传单，另一只手往墙上涂着浆糊。
他走到她身后的时候，她才回过头来。那是一张很年轻很俊秀的脸，看样子顶多不过十八九岁，那一双眼睛像雨后的天空一样宁静、悠远。他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年轻。
张贴这些太危险，快回家吧。他低声说完便准备离开。
这时他听到她说：胆小鬼。
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他，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回过头又认真地看了她一眼。这时，他的心头突然涌动起一种责任感，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孩子被特务抓住，弄不好连性命都得搭上。想到这他走过去，向女孩子伸出了手。
还有多少，我帮你贴。他这么说。
她冲他露出了一丝笑意，似乎信任了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沓传单放在了他的手上。他抓过传单，想也没想就装在怀里，又说了句：你走吧。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他没听清她在背后喊了句什么。
没几日，在新生开学的大会上，他认出了她，她站在新生的队伍中，也在望着他。他有些吃惊，没想到她会是这所学校的新生。她的神情有几分得意，微笑着望着他。他很快地避开了她的视线。
那天新生入学典礼后，他突然被她叫住，他停下脚步望她。她笑着冲他说：原来你是这里的老师呀。
他点点头。自从那晚邂逅后，他对这个女孩子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好感，可他并不了解她，他不想过多地和她交谈什么。
你是个好人。她冲他这么说。
说完她便走了，还冲他招了招手。
后来他知道了她的身世。
她叫汪芳，现在和母亲一起住在姑父家，姑父是南昌国民党的一名议员。汪芳的父亲以前是国民党队伍中一名将军，在北伐中牺牲了。在家中她因为在政治上和姑父不同，两人时常发生口角，她厌烦现在这个家。女子中学没毕业时，她曾出逃过一次，她要跑到苏区去寻找共产党，结果让她姑父抓了回来。她姑父说她是异想天开。
南昌起义的时候，她姑父把他们一家带到了郊外，等他们从郊外回来的时候，南昌已经平息了。汪芳只在同学那里，看到了起义队伍留下的传单。她为自己没能参加南昌起义而感到深深遗憾。她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张贴起义队伍留下的传单，就是想做给保守的姑父看。她心里清楚，有她姑父在，就是让国民党特务抓到了，也不会把她怎么样。
汪芳这次来这所通讯学校上学，也是她姑父的意愿，姑父希望她能为国民党做些事，她本意并不想学什么无线电和通讯，但具体干什么，她心里又不清楚。
汪芳这些激进思想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完全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父亲的眼里，北伐胜利了，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影响了她。后来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从军阀割据，又到现在打起了内战。在女中上学的时候，学生们就曾激烈地争论过这些问题。女中那时也有地下党在活动，宣传共产主义，汪芳当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但她觉得那种宣传是那么振奋人心。她一次又一次和同学们参加学生运动，在大街上游行，在学校里演讲，她觉得那些日子是那么扬眉吐气。汪芳这些举动，引起了姑父的反对，回到家里自然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姑父不想和她争论，也不屑和她争论，便强令她退了学。这对汪芳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她为了抗议姑父便开始绝食，一天，两天，三天，她拒绝任何人送来的食物。最后姑父不得不向她妥协，重新让她回到学校。也就是从那时起，她从家里完全搬了出来，住进了学校。她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也不愿意见到姑父。每个星期天都有母亲和姑姑坐着车到学校来看她，给她送来吃的和一些衣物。这次她到这所通讯学校来上学，一半的原因也是为了逃离那个家。姑父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
王伟了解汪芳这些情况，是断断续续的，甚至一直到后来发展汪芳为一名地下党员，那时他才完全了解她。
那次开学没多久，汪芳就参加了王伟组织的一次学生活动。
王伟组织的学生活动当然都是秘密的，这所学校学生的来源比较复杂。这是一所国民党开办的半军事化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大都是国民党党员，有的还受到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官员的子女，就是其他一些学生也是受过严格的审查才来到这里的。王伟知道，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一些积极分子是很困难的。即便这样，他还是发动起了由十几名学生参加的课外学习小组，名为学习，其实这是一些较进步的学生聚在一起，没人的时候就大谈国民党、共产党，谈论日本人侵略东北，争论一些国家危亡的问题。这时的王伟很少插话，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中话说多了，对自己是有危险的，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候点拨几句，使学生们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走出来。
汪芳很快发现了这个学生组织，她是听一个女同学告诉她的，那个同学比她早一年入学，也是最近刚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
那天汪芳出现在他们活动的教室中。王伟一看到汪芳就一愣，他想到了汪芳贴传单时的样子，他知道这是一个很激进的学生，便冲汪芳笑了笑。
那天学生们讨论的题目是“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作用”
这个话题很快便被学生们展开了，他们从红军说到前不久的南昌起义，从南昌起义又说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包围政策。学生们争论得很激烈。
王伟听着学生们的争论，没发表自己的看法，就那么微笑着，但从学生们的谈论中已经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学生们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就足够了。他想，这些进步学生中，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希望的。
周恩来把他留下，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的人，以后为红军工作。红军急需通讯人才。王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汪芳那天没有说话，她大睁着眼睛听着同学们的议论，异常兴奋。
王伟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汪芳会找到他的宿舍。王伟很少约学生来自己的宿舍，那样目标会太大。所以晚上很少有人到他宿舍来，除非同事之间，相互借本书，聊聊天之类的。
那天汪芳敲响王伟宿舍门的时候，王伟仍想的是同事。当他打开门时，看到了眼前站着的汪芳，他愣了一下。汪芳却很沉稳的样子，笑着冲他说：王老师，我来了，你不欢迎么？
王伟只好说：哪里，哪里。
汪芳走了进来，新奇地打量着这间小小的斗室。一张床，一个书架，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也没有其它的什么了。
王伟把汪芳让到那把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了床上。然后问：你有事？
没事，找你聊聊天不欢迎么？汪芳歪着头这么说。
王伟没说欢迎也没说不欢迎。他想，汪芳一定会接着白天的话题说，他不想在宿舍里谈论那些东西，他怕过早暴露自己的身份，完不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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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开始了解汪芳的。那天晚上汪芳说到很晚，王伟一直默默地听，汪芳的形象在他心里一点点清晰起来。他听得津津有味，时间过得那么快，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得，直到汪芳停止了说话起身告辞，他才觉得时间是过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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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尴尬在那，说借不好，说不借也不好。书已经拿在她的手中了，他无奈地说：看完快些还我。
汪芳冲他点点头。
王伟送她出门时又叮嘱一句：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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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晚上，汪芳又不期而至。汪芳来还他的书，那本书的封皮用一张画报纸包上了，看封皮并不知那是一本什么书。王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那天晚上两人就资本论的话题说了很多，汪芳对资本论的理解让王伟大吃一惊。王伟有些没有想透的问题，汪芳似乎想得更深一些，王伟觉得第一次遇到谈话的对手，他破天荒地为汪芳这位不速之客泡了杯咖啡，也替自己泡了杯浓茶。他甚至忘记了隐瞒自己的观点，侃侃而谈起来。他谈的时候，汪芳并不插话，只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伴以点头或沉默。王伟停下话头的时候，汪芳便简短地补充。那一天晚上两人都谈得很兴奋，话题从资本论说到了现在的局面。
王伟说：靠军阀建立新社会，那是不可能的。军阀代表的是另一个阶级的利襛e，而红军才是无产阶级的象征，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只有靠红军。
王伟这么说着的时候，汪芳脸上露出了笑意。王伟停止说话的时候，汪芳仍笑着说：王老师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王伟对汪芳的话不解，愣怔着望她。
汪芳说：你一定是一个共产党。
王伟大吃一惊，立马变了脸色道：汪芳同学这话可不能乱讲，我怎么能是共产党呢？
汪芳笑而不答。
王伟在汪芳的微笑里读到了信任和亲情。那一瞬间，他觉得汪芳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成熟的有思想有见地的新女性。他所要寻找和发展的正是这样的人。但他并没有急于暴露自己的身份，他送汪芳从宿舍出来的时候，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背说：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你千万不要乱想。
汪芳停下脚，咬着自己的嘴唇说：王老师，我不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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